委曲求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策略。为了达到目的，一时屈辱是能够接受的。在目标面前，人要守护的东西或许并没想象的多。
卧薪尝胆也好，忍辱负重也罢，不一定是为了日后出人头地这样的大目标，可能仅仅是现实利益面前的一种妥协，一种麻痹，一种与自尊的和解。
与我一样，厂长仔细看着卫东递过去的运费收据，正面的数字着实也让见多识广的他心头一震，眉头不经意皱了皱。不过只是一瞬，卫东还没来得及察觉，他脸上又恢复到了一贯的无表情状态。他把发票翻过来，背面是经办人卫东简单的是由描述，以及他和我的签字。
“这是运费？怎么这么高？”厂长问道，头并没抬起来。似乎问话只是例行公事，并不指望有什么答案。他清楚对面站着的这位（任何一位）这种时候都一定想好了十分“充分”的理由。即便不完全属实，他也没把握，也不想戳穿。终究都要同意，也就懒得听对方唠叨了。但心中已是对来人有了看法，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这一点李厂长和之前的何厂长截然不同，只要没到不可饶恕的底线，他一般只心上记一笔账，很少会当面让对方难堪。何厂长不一样，哪怕最无关紧要的瑕疵他也会毫无顾忌地拎出来，给人很正派，很聪明的印象。常常回想起才到科里不久从广州出差回来报销单上被他活生生剥开的我故意把号码贴在一起的连号的士车票时的场景。那真是尴尬、委屈、羞愧、愤怒和极度不理解的情绪交织的时刻。“捉奸在床”后，他会认真听对方的解释，并严肃告之行为的不当，并作出下不为例，或本次就不同意的决定。如果何厂长是以惩戒显示他的权威，那李厂长则是以饶恕彰显他的权力。各有玄机，孰轻孰重，哪个更具威慑和杀伤力每个人有不同的判断。不过，我个人相信无论是惩戒还是宽恕，他们各自都是有针对性的，并非对所有人的尺度都一致。
所以，李厂长虽嘴上在问，手里已将收据平放在了办公桌上，紧接着抽出右手摸到躺在办公桌上的一支普通的宝珠笔，在背面我名字后面，写了“同意”两字，然后落上了他的大名。
怯怯地站在桌前准备接受厂长盘问的卫东当然知道厂长对这张收据会有疑惑，他当然不会放弃解释的机会，尽管厂长并不真想听他的解释。于是他赶紧把对我说的原因又对厂长说了一遍，开场白中不忘说他的行为事前都给我汇报过，我是知情并同意了的。
不过他并没机会完整解释一遍，卫东正绘声绘色到高潮的时候就被打断了。
“不说了，抓紧去办吧！”厂长温和地说。
“好好好。”卫东退出了厂长办公室的大门，心里一阵喜悦。他随手把老板签了同意的收据交给一直在门口等着的货车驾驶员。
“你到前面最后一间财务科去领钱，我在隔壁等你。”卫东交代道。他知道他不能去，尽管他不怕那办公室里的阴阳怪气，不怕忍受屈辱，但如果可以避开，他当然不会主动投案。
早安，八月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