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有部叫《左传》的历史典籍，还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其中一篇名为《曹刿论战》的文章在当时是要求背诵的，因此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使我不由自主地想朗诵一番：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曹刿正是经此一战，才实现了屌丝逆袭，由普通的平民进入了肉食者的行列，过上了他以前深恶痛绝的日子，成为了他以前口诛笔伐的人。
后人对曹刿的精彩语言赞不绝口，甚至把他视为扭转战局的鲁国英雄。现在稍稍在网上百度一下，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言论。
例如有人说：“文章说明了在战争中如何正确运用战略防御原则——只有“取信于民”，实行“敌疲我打”的正确方针，选择反攻和追击的有利时机，才能以小敌大，以弱胜强。”
其实从初中开始，我就对曹刿论战的效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难道鲁国是因为曹刿发表了一番精彩言论，做了几个夸张的动作就获得了胜利吗？当然不是。
我们先来回溯一下曹刿论战的要点：鲁庄公提出了三个可以作战的理由，即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
曹刿只肯定了最后一个，也就是说：他认为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类似于人民是胜利的根本之类的话，很对现代人的胃口，却并不符合春秋作战的实际。
春秋时期，军队是奢侈品，各国都没有能力维持常备军。战争的主力是战车，战车的主要战士是贵族子弟。
战车一般由两匹或四匹马拉，车上有甲士三人，中间的驾车，左边的执弓，右边持戟或矛。
军队分成左、中、右三队，每队都把兵车列成整齐的阵形，步兵跟着兵车，配合作战。
步兵虽然不属于吃瓜群众，但它们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一旦战车失利，步兵也就成鸟兽散了。
春秋的步兵也是由清一色的“国人”构成，也就是说，你只有城市户口才有资格当兵。那些郊区和农村的“野人”只能种地，不能当兵。极少数人可以跟随贵族甲士充当徒役，搞搞后勤。由此可见曹刿所谓的取信于民是作战成功的关键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公侯干城嘛，打仗还真得靠贵族！
春秋时战争的原则是简单、文明、有仪式感。车战场地一般选择空旷的地带，各自做好准备，击鼓三通，战车交错展开战斗，几个时辰就能决出胜负。一方战车的高级军官如果因车况出现问题，敌方决不能前去擒获，而是要等人家将车修好继续逃跑才能继续追击。
春秋时期，一场战役的规模往往不大，即使后来首霸的齐桓公经过管仲改革，也不过兵车千乘，甲士三万而已。整个过程并不不讲什么“兵行诡道”，胜负一分，战争也便结束了。
曹刿所谓的一鼓作气原理并没有太大作用，如果对手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人家敲八通鼓，你还是个失败。至于曹刿带有表演性质的看车辙，观战旗，纯粹属于事后诸葛亮。即使不是事后诸葛亮，对整个战役结果也没有任何影响，无非是在鲁庄公面前表演自己的独到见解罢了！
那问题就来了，曹刿论战没有任何毛线作用，是什么原因导致鲁国长勺之战取胜呢？
下文我将谈谈自己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