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是在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大使之后，上书主张将云南巡抚岑毓英严加议处，引起了封建士大夫们的不满，将其视为辱国之举而流传于当时的一首讽刺他的联语，据说这首联语的作者是他的好友王闿运。联语中所显现出的正是当时世人看待郭嵩焘的一个缩影，他的确是那个时代一位饱受争议的人，他不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他的眼光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对西方的认识。
汪荣祖曾这样评价过：“郭嵩焘作为一挽澜者，不仅未能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被浪潮席卷以去。”郭嵩焘是如何成为清末的这个封建浪潮中的“弄潮儿”？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心只为取得功名的郭嵩焘为何会与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上发生如此深刻的分歧呢？他的思想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萌芽
郭嵩焘于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出生在湘阴县之西，湘江之畔的郭宅。在其曾祖父时期曾为当地首富，可等到他出生时家境已经不富裕了。像其他传统家庭一样，他从小读书一心只想考取功名。多次科举考试的失败也并没有阻碍其对功名的渴望。终于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成为了进士，当上了翰林院的庶吉士。
鸦片战争爆发后，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之下败得一塌糊涂，被迫签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一个屈辱的时代就此开始了。战争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给清政府的部分官员和士大夫冲击，尤其是对受到罗文俊的邀请刚刚到浙江上任的郭嵩焘，亲身体验过这场战争对其影响可谓是刻骨铭心。曾谓：“当庚子辛丑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揭抑。”除了一腔爱国热血之外，当时的郭嵩焘对于“英夷”还没有什么了解。后来，在辰州与当地做官的张景垣谈论鸦片战争之时，恍然省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在此今后对于和洋人之间的交往中，他强调以“理”来交涉。
发展
经历过战争的郭嵩焘仍然没有放弃科举，之后他和当时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仍然只是关心着国内的事情。仕途似乎要比国患更重要。但是咸丰六年的江南之旅开始使他将目光由国内转向国外，考取进士后的郭嵩焘应曾国藩之请,替湘军到浙江筹军饷，筹款之事再且不详说，这次的江南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上海看到了洋泾浜，百闻不如一见。虽然之前有所耳闻，但是当亲眼看到之后让郭嵩焘大为赞叹。西式的洋房、西方的火轮船、街道上行走的夷妇和“极秀丽”的洋小孩，科技书籍以及与夷人交往中的礼节，这一切让郭嵩焘开始对有了西方转折性的认识，对夷人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夷人不再是观念中缺乏教养、野蛮的形象。在当地与法国西洋行的“头目”时，前来和郭“握手相款曲”。更使他感到“彼此言语不相通晓，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地所不如也。”
不过咸丰五年的江南之旅主要目的还是筹措军饷，其任务还是为湘军为曾国藩服务，上海之行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
咸丰七年他被召入京，进入翰林院做编修，虽享有翰林的清誉，但并没有什么繁重的实际工作。后入值南书房。在京的这些日子，他有足够的时间读书治学，以及访友聚谈，并且利用职务之便看到一些关于夷务的书籍，在其日记中记载俄罗斯“进呈”图书仪器共三百余种，这大多数是介绍西方的一些书籍，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认识和了解西方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但这些书在当时的国人看来，尤其是统治阶级更是一文不值。因此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而郭嵩焘却有机会读到了这些书籍。当时在京内也有同样对洋务比较了解的人，郭也曾与何秋涛谈论俄罗斯。在这段时间他广泛的阅读了一些关于西方的书籍，大大的增加了他对于西方的认识，其视野也不断的开扩，为他洋务思想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之后的咸丰八年郭嵩焘奔赴天津参与僧格林沁的津沽防务，这次的天津之行对于郭嵩焘来说并不顺利，面对着外国的紧逼，他主张与洋人以礼相待，以求和平相处，这种主张在当时招来了大批人的非议，尤其是僧格林沁，作为满清贵族的僧不会也不可能理解郭嵩焘的主张，在他看来洋人和捻军一样可剿平。有云：“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这种心态不仅仅存在于僧格林沁的身上，也正是当时大多数士大夫所想，总是以天朝自居的中国早已远远落后于世界，仍旧固步自封。因意见不同，僧格林沁和郭嵩焘甚至反目成仇，不过一直等到多年之后，僧才醒悟，但后悔已晚。而使僧后悔的那一年，1860年咸丰皇帝仓皇逃离热河，随后京城失守。郭嵩焘在给刘蓉的信中这样写道:“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破之然也。仆于夷物交涉甚浅，而颇考求古事，体察今行事始末。以推知夷人之情状，自谓十得二三。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也。来书谕及都城近事。夷人入广州，与督抚错居，不相贼害，入天津，与道府错居，不相为贼害，其入都亦犹是也。彼固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玩弄而凌藉之，直无足介其意者。士大夫不知以是为耻，而耻言和，其亦远矣……无怪去岁之僧邸，语之士大夫，舌敝唇焦，不见采听也。夷人者，中国百年之患，而顾攘之以成今日之祸，此所无如何者矣。”
相比于同时代的士大夫，郭嵩焘能够及时的了解洋务，对于洋人采取合理的应对方式，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不识洋务，不通古今大局，不考求实际。但这却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自己的才华无处施展，郭嵩焘也只是将自己抱怨与不满说给友人或记于日记之中。
1862年清政府任命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虽然就任期间与毛鸿宾、左宗棠不和以致于任期不足两年，但他却清理积弊，解决问题，做了不少的益事，在与洋人的交涉中也是如此。广东，外国人最先来到此地。中西方文化最早在此碰撞交流，而这也为郭嵩焘了解西方文化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在与洋人的交涉方面，他一直凭借的“循理”，而这也使他顺利地处理与洋人的多次纠纷，并且在广州成立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而此举也表明其洋务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对于西学，从了解到学习，一步步的深入。
转折与形成
1866年他辞官归乡，居家八年之久，因文祥的推荐再次进京，给授福建按察使，在去任之前，他上了《条议海防事宜》一折，畅叙己见。除战术意见外，更提出了卓越的战略建议，奏折内将其对洋人的态度及应对措施，一一陈述，而这一切都是体现了他对洋务的精通，这一点也让当时的恭亲王有所耳闻。后因“马嘉理案”的发生又再一次被召回京城，并且被任命出使英国。而这一次的任命对于郭嵩焘来说，尤其是对于他的洋务思想来说，可谓是大转折，再一次为他全方位的认识和考察西方创造了难得的条件和机遇，使其洋务思想最终得以形成。
从1876年到1879年，在英法出使的时间不足三年，但是他却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学习和了解，置身于西欧文明之中，不仅加深了对列国情势的了解，而且积极参与，留心观察，很想探求西方富强的原因。他参观访问了两国的许多工厂、企业，并且还受邀参观了两国的军队，见识到了西洋新式武器。此外他还对于西洋的政治制度、财政制度、学校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参观。这些是同时代国内的洋务派所无法感受到的，而这也让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西学、法治是西洋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这一些却在当时的中国找不到丝毫的踪迹。此时的郭嵩焘对于西方的认识，对于西学及重要性的理解，已远远超过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自强运动健将。
作为一个封建制度下的士大夫，其出使英法两国时已经是将近六十岁的老人，仍就不遗余力的对西方进行学习，郭嵩焘将他出使活动及其体会写成了将近30万余字的日记《使西纪程》。
1879年，辞官回乡后定居省城长沙，虽远离官场但却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但是其言论在当时太先进，太直率，尽管李鸿章、曾国荃都知道郭对于洋务精通，但是不能用。自海外归来，他就背负了“汉奸”的骂名，友人也多次劝他不要再谈洋务，可对于郭嵩焘却是不忍不谈洋务，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得出他不是一个汉奸，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是当时时代发展的产物，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而激发出的爱国主义成为他向西方学习的动力，而他的平生际遇也有助于其思想的形成，他亲身经历与鸦片战争，见识了西洋的坚船利炮，阅读了大量西方的书籍，并且出使英法置身于西方文明之中。这些经历无疑对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的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至于被视为易遭物议，性格偏狭之人，终身受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