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到黄州，今天的湖北黄冈。一个文学天才的光华就要从此终结了吗？
这样的结论太早了，这可是苏轼。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这四年间，成就了我们熟悉的那位潇洒飘逸、以苦为乐、文采飞扬的东坡居士。
但是，这绝不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式的脱胎换骨的变化，甚至很难说他的内在发生了什么明显的改变。
苏轼基本上还是当年那个苏轼，只是舞台变了，角色变了。常人适应不来这样的变化，苏轼适应得却很快。
苏轼在黄州的处境被后人夸大了很多，认为他拖家带口、饥寒交迫，政治前途看不到任何光明。
事实上，黄州并不是穷乡僻壤，甚至算得上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苏轼落脚黄州，也并不真的被当成犯人看待，地方官经常摆酒设宴请他大吃大喝。
苏轼他毕竟是个传奇人物，天下第一才子，犯的罪也不是什么贪污腐败、卖国求荣，只是文字狱而已，很容易赢得知识分子的同情。
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前途上，眼前也并不是一片黑暗。新法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弊端人人都看得见，就连王安石都被迫下野了。
神宗皇帝就算再怎么刚愎自用，但毕竟不是傻子，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新党人物成为大宋帝国的掘墓人吧。
旧党人士虽然各有各的落魄，但天下人越是痛恨新法，就越是渴望旧党人士回归政坛。如此汹涌的民意，皇帝不会感受不到。
推想一下，如果站在宋神宗的立场来看世界，大概也会开始狐疑，不知道改革的阵痛还会持续多久，到底是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还是会每况愈下，一发而不可收拾。
至少在苏轼心里，是绝不相信新法会成功的。他只要等下去，不怕等不到命运的转机。
到黄州的第二年，有人帮着苏轼向当地政府申请到城东的一片荒地，大约几十亩。苏轼开始自耕自种，补贴家用。
他把这片田称为东坡，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号：东坡居士。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就出现了苏东坡这个光彩的形象。
“东坡”这个名字，不仅仅来自地理方位，还和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有关。白居易被贬到忠州的时候，写诗经常吟咏“东坡”。苏轼作为白居易的仰慕者，自然熟悉这个典故。
苏轼后来回顾一生遭遇，认为自己和白居易有很多共同之处，最像的一点是“安分寡求”，也就是安分守己，欲望不高。
苏轼这时候的人生态度，就像白居易名字的出处所蕴含的道理一样，处变如常，听天由命。
今天我们总是把“听天由命”当成贬义词，其实它是儒家君子难能可贵的操守。
在儒家看来，君子的努力方向仅仅在于道德的提升，这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至于人生的沉浮，那都是命。
如果受了挫折，想要绝地反击，从穷困潦倒变成升官发财，这是小人才会有的心思，为君子所不齿。
今天我们之所以不再奉行这样的价值观了，是因为社会变得平民化了，平民伦理取代了贵族伦理。
在平民伦理里边，一个人如果遭受了苏轼这样的挫折，最受推崇的精神是百折不挠、忍辱负重，打一场翻身仗。
其实在苏轼的时代，社会就已经平民化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很难被人坚持到底。所以，即便只是部分地坚持，也会显得难能可贵。
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任何时代，只有那些对人有实际利益的价值观才能行之久远，听天由命能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在最传统的儒家思想里，听天由命真有很大的好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名字入手。
白居易的名字出自《礼记·中庸》的一句话：“君子居易以俟命。”
这句话还有很丰富的上下文，堪称儒家君子最为推崇的人生准则。其中最核心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君子在什么处境就做什么事，富贵了就做富贵的人该做的事，贫贱了就做贫贱的人该做的事，生活在野蛮人的地盘就做野蛮人该做的事，落难了就做落难之人该做的事，任何处境都能泰然自若。
儒家推崇的圣人大舜就是一个典范。
他在做底层老百姓的时候，看上去就像做了一辈子的老百姓，等到当了天子，看上去又好像已经做了一辈子的天子，以前从来没做过老百姓似的。
人生的大起大落在他的情感上激不起任何涟漪。这样的修养，实在太违背人之常情了。
正常情况下，如果穷人乍富，难免会露出暴发户的讨厌嘴脸，如果富人破产，难免会怨天尤人，忍不了苦日子。
所以大舜才能成为传说中的标杆，白居易才能成为现实中的标杆，苏轼又能成为超越了白居易的新的标杆。
在他们身上，无论境遇是好是坏，该做的不是想办法改善境遇，而是永远都要返回内心，不断提升道德修养。
这样做实在有天大的好处——《礼记·中庸》借大舜的人生告诉了我们一句至理名言：“大德者必受命。”
也就是说，有极高道德修养的人一定会受到上天的眷顾，让他获得大位，统治天下。
这就意味着，道德有多高，政治地位就有多高，所以天子不但是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天下万民共同效法的道德标兵。
在儒家传统里，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尊重，背后是有这层道理在的。而皇后作为天子的配偶，之所以“母仪天下”，也是因为这层道理。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西方世界的封建时代，就会发现在他们的国王身上往往缺少这层道德色彩，所以只有权力尊严而没有道德尊严。这种差异，影响深远。
但是，《中庸》的这个道理很容易被现实打脸。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孔子，他是公认的具备大德的人，却从来没能成为统治者。怎么化解这个矛盾，让后世的儒家学者门费尽了心思。
我们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至少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论，那就是《中庸》不是写给天下人看的，而是写给统治者看的。
我们读古书，首先要留意的一个重点，就是看清楚作者心中的目标读者是什么人，这才容易理清作者的思路。
但古人读圣贤书，很难像我们今天这么理性，所以我们会看到，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圣贤书的信仰深度。
如果要全心相信，知行合一，那就是王阳明路线；如果读书只是为了考试做官，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功利主义者的常态；
也有不少人半信半疑——北宋就是一个怀疑主义盛行的时代，苏轼对待圣贤书就是这种态度，儒家经典里边那些早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的大道理，在他这里，原本的功利意义转化为审美意义。
他很清楚“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道德修养并不能真的让他成为统治者，但他依然愿意坚守这样的道德修养，过一种有道德美感的生活。
你也许不认同他的选择，但绝对不能说他迂腐。也正是因为苏轼把大起大落的人生活出了美感，所以才成为了标杆，让人欣赏、仰慕、效法。
但是，苏轼真正的标杆意义要到后来被贬到海南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为黄州的生活还远远算不上绝境。
乍看上去，苏轼在黄州连俸禄都拿不到了，一把年纪突然要放下毛笔，扛起锄头，这难道还不算绝境吗？
确实不算，因为苏轼其实不至于活得这么窘迫，哪怕卖字卖画都能有不错的收入。
他的窘迫，是犯罪官员必须摆出来的一种姿态。否则的话，让皇帝知道他还在好吃好喝、逍遥自在，皇帝该气成什么样呢？
这种事情，历史上不乏经验教训，最著名的就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他被罢官之后，用心经营产业，发家致富，日子过得相当潇洒。
他的好友孙会宗替他担心，写信劝他低调，最好闭门思过，博取同情，但他毫不领情，在回信里夹枪带棒地为自己辩解。后来发生日食，杨恽被推出来顶罪，抄家的时候搜出了这封信。
皇帝看到之后龙颜大怒，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把杨恽判了腰斩。杨恽这封信文采很好，所以被收进了《古文观止》，题目是《杨恽报孙会宗书》，爱好古文的同学应该都不陌生。
苏轼在黄州并没断了和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但他潇洒得恰如其分，不犯忌讳。黄州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