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见过不少疯子和傻子，从前只觉得好奇，后来渐渐感到悲凉，是“麦子对于收割它的农民，碾它的磨子，啄食它的麻雀无话可说”的悲凉。
我的傻子奶奶，和我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人。她的外表能把小孩子吓哭，头发乱糟糟，邋里邋遢，佝偻着背，身体圆滚滚的，喜欢走东串西。她视力不好，一只眼睛全盲，另一只眼睛略微看得见。也许因为受过太多苦难磨折，她脾气很坏，常常四处散播谣言，说儿子儿媳不孝顺，虐待她，偷她东西，惹得我们家和大伯家都不待见她。在乡下，名声不好是很难堪的。
经常因为丢了一块抹布或一只拖鞋，她就去街上呼天抢地破口大骂，当然少不了说儿孙没有良心。后来身体不行了，就在屋子里骂，有时要骂到半夜，声音像是巫婆念咒语一样。我的卧室离她的屋子实在近，所以日久天长下来我养成一个好习惯，不论多吵的环境下都能睡得着。
因为傻子奶奶造谣生事的本领，家庭矛盾不断，小时候我对她简直深恶痛绝，盼着她早点进棺材。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她得了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父亲和大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为了赡养问题吵得面红耳赤。
对于这样一个亲人，我的仇恨渐渐淡了，更多的是同情。
另外两个傻子，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同学。其中一个人高马大，已经十六七岁了，据说读了不下六回一年级。另一个矮个子，瘦弱且面色青白，鼻子下面总是挂着两条亮晶晶的鼻涕。大高个说话结巴，待人礼貌，看起来老实木讷，但是暴力值很高。有一次上课，也许是同桌开玩笑刺激到他了，他突然间掀翻了一排课桌。小个子很邋遢，衣服一直是灰扑扑的颜色，他喜欢将鼻涕抹到别人课本上。他们俩永远坐在最后一排。后来我读二年级，没有再看见他们，不知道是留级还是辍学了。
上初中的时候，我每周回家一次。因为路程只有将近五公里，我常常步行回去。周五下午四点钟放学，简单收拾一下。有时候和同学一起走，大多数时候自己一个人走。
有晴天，阴天，也有雨天。我不紧不慢地在白杨树荫下走着，除了来往的车辆和寥落的行人，我碰到过修桥工人，收割水稻的农民，还有在门口晾晒玉米的老婆婆。看见过办丧事搭起来的灵棚，祠堂搭台唱戏时的熙攘人群，放学回家路上叽叽喳喳的小学生......却难忘一个堆石头的疯子。
我在离他数米远的地方停住了，他看起来大约四十多岁，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黑，黑帽子的边缘冒出一点斑白的头发。他蹲在路边的一堆石头旁，眼神空洞，正在将一块石头堆到另一块上面，掉下来，再堆，掉下来，再堆，他的世界里好像只有自己和石头，连时间都停止了。我看得呆住了，过了好久才想起来要赶路。
另一个疯子也是我在回家路上遇见的，他脸膛紫红，常年戴一顶鸭舌帽。我每次回去都能看见他，不论风霜雨雪，他都在路口张望，来来回回笨拙地摆动身体，好像在等待什么人。许多年过去了，有一次乘车回老家路过那里，车窗外依旧望见那个摇摇晃晃的身影。他在等待谁呢？是抛弃她的妻子？是离开家的孩子？亦或并不等待谁，只是无所事事，消磨时间。我无从得知。
四叔在我念小学的时候还没有疯，听我妈说是因为被骗，受不了打击才疯的。四叔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外面当粉刷匠，遇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推销员，向他推销保健品，每次他都成箱地买，花了好几万，后来两人开始交往，甚至谈婚论嫁。但是一年冬天，那个姑娘一声不响回老家结婚了。失恋之后的四叔得了精神分裂，整天枯坐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像丢了魂魄一样。四叔的父母带他去了不少医院看病，也吃了不少药，病情缓解了一些，但始终没有恢复。
有一次村里办酒席，四叔那桌有一个老人，看着他直摇头，感叹道，“小时候多聪明的一个孩子，怎么变成这样，做父母的可怎么办”。四叔脸色顿时变了，低着头嗫嚅着，“别说了，别说了......”。
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受歧视的对象，常常被孩子们捉弄，让大人们避之不及。对于傻子，我们同情，带点无可奈何；对于疯子，我们的同情里还带着点鄙夷，鄙夷他自身的脆弱。但是我们所以为的轻，却往往是别人不能承受之重。
世间百态，人间疾苦。苦难或许是一阵秋风，秋风过后，有硕果累累，亦有枯叶飘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