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05天《兵法 第十七》第3～5段

原文阅读

      兵无主，则不蚤知敌。野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则下怨上。器械不巧，则朝无定，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故曰：蚤知敌，则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巧，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勇士劝也。

      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故能致远以数，纵强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韟章，则载食而驾。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故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伪诈不敢向。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字词注释

[1]蚤：通“早”。及早。

[2]野：田野，指农田。

[3]吏：指农事管理者。

[4]官无常：指官府没有常规。

[5]不巧：不工致，不精良。巧，古与“工”通。

[6]朝无定：朝廷无法获得安定。

[7]产：许维遹云：“产”当作“生”。即生产。

[8]费：耗费巨大。

[9]缪：错误。

[10]危危：指极端危险。下文“穷穷”同，指极度困顿的境地。

[11]致远以数：此谓有办法去到远处。致，通“至”。数，招数，办法。

[12]纵强以制：追踪强敌从而制之。纵，通“踪”。以，而。

[13]任：鼓舞士气。即《左传》所谓：“一鼓作气”之“作气”。《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有壬有林。”“壬”训“大”。任、壬古通用。大，即壮大，故可解作“鼓舞”。

[14]金：指青铜制作的军中乐器。

[15]坐：坐守。

[16]免：退出战斗。

[17]利兵：有利于战斗。

[18]形色之旗：即令旗，发号施令所用。尹注曰：五色之旗，各有所当，若春尚青、夏尚赤之类。

[19]身：身体。此指身体的行止动作。

[20]长短之利：指长短兵器的作用。尹注曰：长兵短兵，各有所利，远用长，近用短也。

[21]赏罚之诚：赏罚分明的意思。旗帜代表命令；从令则赏，违令则罚，因而军旗即代表分明的赏罚。诚，分明，不含糊。

[22]负：倚仗，依赖。即士卒可依战旗而变得勇敢的意思。

[23]鸟章：以鸟为图案的军旗。

[24]陂：山坡。

[25]韟（gāo）：皋，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又称白泽。此指古代旗帜名。

[26]始乎无端：发生时找不到开端。

[27]穷：尽头，穷尽。

[28]道：事物的本源。此处强调“三官”“五教”“九章”等作用。故将其推到“道”的高度。下面的“德”也是推高之言。

[29]德：意谓具体事物从“道”所得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本书《心术上》：“德者道之舍。”

[30]数：计算，计数。

[31]径：经，行。即上述“三官”等可使军队行动神秘而迅速，无人可知。

[32]故全胜而无害：《幼官》作“莫之能应，故全胜而无害；莫之能害，故必胜而无敌”。

[33]教无常：教导训练没有一成不变的常法可依循。

[34]行无常：行军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常规可依循。

译文参考

      军中用兵没有主事者，就不能及早掌握敌情。农田没有官吏管理，国家就不能充实粮食、贮备物资。官府没有常规律法，征赋没有限度，下面的老百姓就会抱怨上面的朝廷。武器装备制造不精良，政权就不稳定；朝廷赏罚不明，民众就不会重视自己的农田生产。所以说：能预先了解及早掌握敌情，用兵才能够所向无敌；拥有充实的粮食和物资贮备，打起仗来才能够持久作战而不匮乏；武器装备精良征伐才不耗费；奖惩、赏罚都分明，才能使勇士得到激励。

        三官不发生错误，五教不出现混乱，九章彰明显著，这样，就是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也没有祸害，就算处于极度困乏的情况也不会遭遇危难。因此，能够有办法对付远方，能够追踪强敌并加以克制。所谓三官：第一是鼓，鼓是用来鼓动士气，用来发动进攻，以乘胜进军；第二是金，金是用来命令坐守，用来指挥退兵，以宣布休战；第三是旗，旗是用来发动军队摆开战阵，用来指挥士卒战斗，以指挥停止战役。这就是三官的具体内容。有了这三方面的军令，军纪兵法就能发挥治军作用了。所谓五教：一是教导士兵识别旗帜的不同形色；二是教导战士遵从各种号令；三是教导战士进退法度；四是教导战士变换手中各种长短兵器；五是教导战士心中牢记赏罚必行的军纪。这五项教导内容全都熟练了，士卒们就可据此奋勇作战、所向无敌了。有所谓九种旗帜：第一是举绘有太阳的日章之旗，指示的是白天行军；第二是举绘有月亮的月章之旗，指示的是夜里行军；第三是举绘有龙纹的龙章之旗，指示的是取水道行军；第四是举绘有虎纹的虎章之旗，指示的是傍密林行军；第五是举绘有鸟形图案的鸟章之旗，指示的是在丘陵坡地行军；第六是举绘有蛇纹的蛇章之旗，指示的是在沼泽地行军；第七是举绘有鹊鸟图案的鹊章之旗，指示的是陆地行军；第八是举绘有狼图案的狼章之旗，指示的是山中行军；第九是举白色的章之旗，指示的是载上食物驾车而行。这九种旗帜的标志内容为士卒熟悉，军队全部的动静或步调就不会出现过失，从而没有举止越轨。

        运用这三官、五教和九章，运用起来不见其开端，不见结尾。看不见其开端，就好比是“道”；看不见结尾，就好比是“德”。因为，道是无法量度的，德是不可测算的。因为是无法量度的，即使是众敌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因为是不可测算的，即使是敌军作伪使诈，也不敢贸然接近、抗击我军。两者兼而施之，无论发兵或收兵都能收到成效。行动时人无法预知，进行时出其不意。乘人不知，敌军就没法防御；进出其不意，敌军就没法应付，不能对抗。所以我军能够夺取完全的胜利而无所伤害。趁着便利而指挥军队，本着有利的原则指挥行动。因此，不拘常规教令军队，行动也不拘于刻板的套子，两者兼而施之，只要出动军队就能取得成效。

核心内容解读

      承接上文，此处继续论述战争获胜，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统一配合：从军中有主早获敌情到农田有吏粮食充足，从官府有常规征赋有度到武备精良政权稳定，再到赏罚分明兵士得到激励。文中强调出物质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尽管在发展水平、规模以及种类、功能上，古代和现代根本不同，但其中的基本要素，军队的数量质量、武器装备以及后备兵源、战略资源等，则大致相同。可见，在军事思想中，《管子》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重视军队的战术、技术训练与纪律，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武器装备要充足、要精良。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地提出要求武器装备必须精良的军事家。

      本篇还具体说明了治兵的内容，系统地提出了军事训练的专案和要求。《七法》中讲到对于兵士的“政教”、“服习”，只是纲领性的要求。这里非常可贵的是，文中详细记录了“三官”“五教”“九章”等号令和训练方面的军事知识。

      对于在军服役的人员，要求能熟练“三官”、“五教”、“九章”和“致器”，也就是要求熟练鼓、金、旗等各种指挥信号，按照信号准确地进行各种队列动作，并能在不同的气象、地形条件下进行野战动作，以及熟练地使用各种兵器，做到“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明”。

        平时，通过训练，使部属熟练掌握各种听觉和视觉信号，并能依据信号动作；战时，根据作战形势，迅速决策，将清晰准确的命令传达全军，这是作战指挥的基本要求。

      不过，“教无常，行无常”，训练时绝不能固守常法，作战行动更不能墨守成规。怎么便于指挥，就怎么训练部队；怎么有利于作战，就把它作为训练的准则。兵无常形，因势合变。只有平常的教练和战时的行动都做到了“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战争才能获得成功。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仲对中国战争史的贡献

        春秋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发轫时代，管仲和齐桓公则是进行社会改革的先行者。由于管仲在政治方面的知名度掩盖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所以一般都称他为政治家，其实他对中国战争史的发展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首先，他把经济因素纳入到战略范畴之内，使中国古代的战略学、战争观前进了一步。众所周知，战争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或影响，以客观条件为基础而见之于主观的产物。战争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是自有战争以来就如此的客观存在，但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地认识到这个道理的。春秋以前的军事家们，对构成战略基础的政治因素和精神因素，已逐渐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并在制订自己的战略时予以考虑和运用。但对经济因素与战争的内在联系，还没有哪一位军事家曾经像管仲一样明确、具体地阐述。在此之前，战争的主要对手多是只有一个。进入春秋之后，大国崛起，为了开拓疆域或保存自己，各国都竞相充实实力和寻求外界支援力量。管仲的“尊王攘夷”是政治口号，也是外交原则，大量进行会盟活动，开了以外交手段配合战争、战略的先河。

        其次，管仲创建的军队编制与地方组织一元化的“寓兵于农”制度和具有职业兵性质的早期世兵制，对中国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仲创建“叁其国”制度，将士家集中在一起居住，并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规定“处士必于闲燕”，这就是为了有足够的训练时间，以提高后备兵员的军事素质及战斗技术水平。他认为“且以田猎（以狩猎形式实施实兵演习），因以赏罚（通过实兵演习培养士兵的组织纪律观念），则百姓通于军事矣”。而且军士们“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成为实际上的世兵制。

        再次，管仲初步认识到战争的两面性。管仲认为“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还认为“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开始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军队不能废除，所以他说：“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这种认识，是符合春秋大国争霸的社会实际，符合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的。

      另一方面，管仲又竭力反对轻率用兵，主张慎重对待战争。他说：“数战则士罢（疲），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不危！”所以他警告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他对战争的主张是：“至善不战，其次一之。”也就是说最好能不战而胜，如非用战争手段不可，则要求一战而定。这与以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是一致的，也与英国现代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根据西方世界2500年来的大量战例分析所提出的“间接路线”，有某些相通之处。

      综观齐桓公的几十年争霸战争，除了对小国毫不留情地予以吞并外，对于一些大国，确实是尽量将战斗行动减到了最低限度。特别对实力雄厚的大国，更是尽可能地避免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

      例如，前656年攻蔡伐楚之役，本来是因为楚攻郑引起的，郑是齐的盟国。齐身为霸主而不能不救，所以才率八国联军远道伐楚。但当楚王派人质问齐桓公为什么伐楚时，齐桓公根本不提救郑伐楚的本意，却以尊王为幌子，说什么“尔贡包茅不入”等空洞的话。楚国当时也同样不愿冒险与中原霸主率领的联军进行决战，于是以承担“贡包茅”为辞，作了一点名义上的让步，终于以召陵会盟结束了这场危机。

      总之，管仲的军事思想，特别是他的战争观，基本上代表着中国战争史中春秋初期的军事思想的发展水平。

参考资料

《中国战争史（全4卷）》，田昭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