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从直道而行，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即“直心而行”，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

简而言之德是发自内心的或由衷地向别人传送美好的行为。

公元744年，官场失意的李白并没有太过伤心,直接就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畅游

山水的生活和从前一样，成为了一个放荡不羁的侠客，每到一地都会结交新的朋友以及拜访老朋友。

他在洛阳遇到了杜甫,当时的杜甫33岁,也是个无业游民，八年前进士落第后他就一直在游

荡。两人相遇有说不完的话，李白是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而杜甫还只是诗坛中的小萌新，但这

并不妨碍两人结交，并约定晚些时候同游梁宋之地。

正是在梁宋之地，李白和杜甫碰面，然后一起又遇到了另-一个无所事事的大诗人高适。当时的

高适41岁和李白年纪相仿，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之前也曾种地为生，也曾科举落第,也是做官无门。

三兄弟可谓是惺惺相惜，才华横溢却郁郁不得志的他们在命运线的羁绊下，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他们回忆过去，畅想未来,打猎游玩，求仙问药，每天都有说不尽的话。

可生活还得继续，三人不得不又踏上了征途。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就在这个摇杆的转动下，三个人被转到不同的方向，高适一方与李白一方刀剑相向，杜甫在风尘中摸爬滚打。

最后的结果，不必多说，李白与高适决裂，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与诗仙的过往成了令人唏嘘的历史。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杜甫与高适，杜甫与李白关系却一直不错，时常有书信往来，加起来足有百首。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是因为李白被捕入狱之后，高适没有给予援手，从此二人形同陌路，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这也只是李白发起的绝交，高适明明可以尝试弥补却并没有这么做。

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件长年累月的事情。高适的祖父是唐高宗朝代的大将高侃。因高侃身前生擒突厥王、灭高句丽立下大功。

高适也深受这种爱国之情的感染，从小立志要成为大官，报效国家，看着李白那种浪子形象，起初无限羡慕，时间久了便觉得如同跳梁小丑。而杜甫则不同，从二人的诗便可以看出。

杜甫的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的诗不避丑拙，他用的是最真诚的语言，表达了最真实的自己与最真实的时代，即便自己快被冻死淋死了，睡不成觉，心里想的却是天下寒士。

即便过了千年，我的内心依然被这种句子深深的震撼，这绝不是做作，这是的的确确对国家，对百姓的深切期盼。

李白的诗，“石勒窥神州，刘聪劫天子。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六合酒霖雨，万物无雕枯。”

虽然能激起人们心中的豪迈，但是却太过于小家子气，在生灵涂炭的战场，万马齐喑的的战斗，甚至显得幼稚，虽然能感受到那其中对国家的热爱，但是在那些地位极高的人眼中也不过呵呵而已，即便是我看了也是五味陈杂。

更别说永王东巡歌之类。

在日本最收推崇的中国诗是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其次是白居易，再其次是寒山，而李白仅仅位于第四。

邻，犹亲也。德不孤立，必以类应，故有德者，必有其类从之，如居之有邻也

杜甫凭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

因为德，一切美好的品质都可以称为德，德是发自内心的，一切德的表现都是最真实的。

杜甫的诗“三吏三别”写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想其他诗人专门写一些鲜血满地，白骨累累，这些东西早就已经烂透了，那是人们触碰不到的，而新婚离别，垂老离别，那都是一把把血泪，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不是一些看似凄凉的场景达到的所能透彻人心的，更不可能是无知小儿的口吐狂言所能比拟的。

农民流下的汗水远比炎炎烈日来得实在。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却依然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只为了能以单薄之力尽量挽回大唐的一丝生气。。

位卑未敢忘国，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他日日夜夜都辗转反侧，只为能寻觅到一线光明尽早解决战争。

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心中无限豪情涌起，写下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将无伦比的爱国之心透发而出。

或许这也是高适，李白与杜甫的关系不断的原因，高适钦佩杜甫的心怀天下，李白敬佩杜甫的赤诚之心。

所谓德不孤必有邻，杜甫的德的影响已经跨过了时间的阻碍，他的邻友不仅仅是李白，高适，李璃等。

更是跨越时间长河，后人的敬仰，即便肉体依然随风而去，但灵魂的不朽却让他万古长存。

他的爱国，他的血泪，他的不屈，他的胸怀，他的大爱，都是他最宝贵的财富。

而他的德，感动着一个又一个人，只要他的德不消失，他的邻将永远不会离开。

这就是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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