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一睹惊艳建筑作品的期望来到深圳，参观“城市共生”建筑双年展。却带着无人能回答的问题离开。
冬日的阳光照射到树叶上，投射下的影子与城门口的信息亭相得益彰。想着今日的建筑之旅要从这座由砖与混凝土打造的挑檐形式构筑物开始，便好好为它拍了张照片。哲学家Jean Baudrillard所说：“当我们从全局视角看去，这个世界十分令人失望。而从细节上看，让人惊讶的是，世界总是十分完美。”我不是专业摄影师，也并不需要为它做任何宣传，拍摄随心而发。
穿过新建的古城门，呈现在眼前的是狭小的街道，石板路，繁杂的小店铺，以及悠闲买小吃的行人。这个城门是一个界限，将这座古城与外面现代化的摩登大厦分隔开来。但这座古城又与旅游景区的古镇不同，装修简单、杂乱无章的店铺让人如临小县城。
南头古城是典型的城中村，其中包含了旧厂房，居住着当地居民与外来务工员。颜色各异的楼房在道路两旁依次排开，栋与栋之间狭小的空间可供人通行的狭缝里进进出出着居民。
街道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混乱。似乎所有的空间和行为都没有确切的界限。
小巷子不仅仅是行走的空间，有的挂满衣服，有的摆放旧沙发，有的停放三轮车，小孩在此踢球，妇女端着碗追着孩子喂饭，商贩与顾客东拉西扯着时事新闻。
街道牌坊后面摆放着土地神，牌坊是出入口也是祭拜的场地。通道旁靠墙摆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商贩与土地神并排站着叫卖。
一家超市门口既有猪肉铺又可以修补牙齿。
一家肠粉店与新装修的文艺小书店隔街相对，文艺现代与通俗简陋相对。但人的温饱需求总是先于精神需求。书店少有人进，肠粉店的顾客络绎不绝。
店里，一家人正与店员热情交谈着，不看他们的旅行包还以为他们是这里的常客，那家人已经走远，孩子“再见”的声音依然从远处传来，店员还向着远方遥望喊着：“下次再来哦。”店员与我交谈说：“店子已经开了十几年，价格一直便宜，薄利多销，卖的多是回头客，前段时间这里住了很多外国设计师。他们常来吃饭。一个意大利人还送给我们一幅画。”指向那摆在最明显位置的画，“但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画的什么。”
这种满含人情味的街道与景区大不相同。我暑假在大理做义工时为一家店做营销方案。他们的营销策略是一次性消费，不需考虑回头客。这就意味着食物的名号和色相最为重要，而味道和卫生被放在了最末的位置。
很多商铺把厨房放到了门口的位置。店员在门口包饺子、煮面条、蒸米粉。第一次看到这种食物裸露在街道边情形的人一定不会走进来吃。而城市里的餐饮店将厨房严格划分出来，新闻里却总是爆出食品安全问题。
南头古村的街道是城中村的典型代表。《美丽的街道》里有类似的描述，"如果把由于内部原因自发产生的街道称为"内部秩序"的街道，把按照规划从外面建造的街道称为"外部秩序"的街道，那么就会深切感到，在这种'内部秩序"的街道上，可重新发现大城市居民所看不到的人情味和自然的爱抚。”
里面也以希腊各岛上的街道为例，“若把这种小而富于变化、韵律和人情味的美丽街道搬到现代化城市当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种带人情味的弯曲街道上，是无法通行汽车的。如果让汽车通行，那它的妙处也就立即被抹杀了。”城中村不能与城市相融，但是否可以共生确实所有设计师正在探索的问题。
很早就在朋友圈看到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何志森老师发出的展览信息。
“超级乱糟糟”是我看过的最乱的展览。展览导语都被涂改得面目全非。
随意挂着内衣内裤，生活中常见的电视、拖把、锅碗瓢盆都成了展览的一部分，稍不注意还会碰到电线、踩到不明物体。应该有不少无意间走到门口，一睹此面目以为到了楼顶废弃小屋，扭头就走的参观者。
从头到尾看下来才会发现正是这些极微小的物品：一个窗户、一台电视、一个理发店、一间糖水铺，展现了最真实的南头古村居民的生活。
这排竖立的拖鞋正是宾夕法尼亚学生新鲜视角观察的成果，他们发现大部分居民一年四季都穿着拖鞋，穿着拖鞋到小卖部看电视、走到街尾旧沙发去聊天，拖鞋模糊了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小卖部的电视台只有六个频道，却能吸引不少观看者，他们能记住每个频道播放节目的时间，用频道的时间来计划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一到少儿节目，家长便把孩子送到小卖部，自己去兼职，节目结束时便来接孩子。
南头的理发店呈现的又是另一个视角。为何一个小小的古城内竟有24家理发店？学生们在理发店安置了摄像头，几天观察下来发现一个理发师在工作时即会为顾客按摩拔罐、咨询病症，还会排忧解难，甚至介绍婚姻。一个理发师可扮演按摩师、医生、理发师、媒婆、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一间糖水铺的食材是从香港批发市场引进，供给来自五湖四海的顾客，糖水铺成了全国各地域、香港与内地的联结点。
何志森正是将这次展览变成一个带给学生新思考的学习，希望学生可以以一种谦卑和学习的心态进入南头古城，让学生以蠕虫视角观察古城乱糟糟的日常，透过乱糟糟的表象探索背后的原因：它是因何而产生？如何操作？以及建筑师、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该如何从中学习它？
当把古村里人们日常生活中微小普通的事物和它们背后不寻常的故事拼贴在一起时，就会清晰看到蕴藏在城中村乱糟糟表象底下生生不息的顽强和极其丰富的人间百态，以及“乱”表象背后隐藏的秩序。这些秩序不仅有可能演变成设计师的设计工具，也可以给当今的政府管理提供更为灵活和人性化的策略或者给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充当一种补充思路。
正如以往何老师的Mapping工作坊一样，他希望学生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去理解场地，而不是固守于教育所得的唯一标准，希望学生能够去理解场地，跟各种人或物沟通交流，跟踪观察，这些观察会做为设计的依据。但工作坊这种短期游牧式、观察式教学并不是常规的设计，在教育领域里备受争议。
下午在议事厅开展的“超级乱糟糟——MAPPING南头古城工作坊专题研讨会”正是设计界大师们对于这次工作坊成果的探讨。我早早赶到现场占领有利位置。一个形如山峰的发型在一片乌黑人头中渐渐靠近，未见其正面，也敢断定这就是何志森老师。之前有听过几次北大景观教授李迪华老师的课，只对他那儒雅的声音印象深刻，而他脸上始终挂着的微笑让人感到清切。第一次见广州土人景观总经理庞伟，他那粗狂豪气的外表外加洪亮的声音在人群中散发着气场，还有几位设计界大佬，都是名校教授或者设计公司总经理。这么多大师齐聚一堂，让我如见偶像般激动不已。
何志森老师首先介绍了"Mapping工作坊"的内容及这次南头古村活动的全过程，工作坊的设计流程脱离常规，分为三步：1.以人的微观尺度2.扮演调查者的角色3.办展览。印象最深的一个案例是他的学生通过跟踪一位卖糖葫芦的阿姨到她家，与她吃饭交谈，替她扛着冰糖葫芦串叫卖，最后为阿姨设计了一个可以摆放各种东西、甚至可上厕所的移动小车，还帮她制订了逃跑计划。
何老师讲解完后，便是各位大师以工作坊为基点对何老师的教学进行的激烈讨论。大家对他的方法都表达了肯定，表示Mapping工作坊为设计提供了一个微观的切入点，庞伟说："这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打破了设计的规则。设计要跟人产生联系才有存在的价值，要不，设计便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中规院朱荣远："设计不仅是空间的设计。要从民间学习。入乡随俗可能是设计师要做的事情，要采集到真实的生活，发现真实的人。Jason给我们的启示是用朴素的方法去观察生活。"
李迪华老师从四点对工作坊发表了意见，“1.正规与非正规、传统与非传统;工作坊出现在中国，传达社会的新的价值，是对教育的有益补充。2.设计学院培养出来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吗？大学教给学生的不仅是工作的技能还要有"无用"的设计思考。3.Jason带给我们的是设计方法。带给学生思考的老师才是最好的老师。思考还不够、还有方法，每个老师都应该有自己的教学方法，有自己的模式去探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4.教育就是育人，自己发现事实。"李老师大发言扩展面广，但又不离主题，逻辑严密有序。难挂刚才一直低头书写，如一位正在学习记录的听课学生。 在大家强烈要求下，李老师对北京驱逐低端人群事件发表了看法："北京的城中村，拆得坚决果断，而深圳却展现了对人的思考与对人的尊重。"
有赞许也就有质疑。吴文媛以简雅各布斯为例：“工作坊的设计跟我们现在要操作的规划设计还是有鸿沟的，这也是简雅各布斯的理论没有成功的原因。”东南大学博士："工作坊的方法运用了社会学中较成熟的批判方法，从一个角度进行设计是矛盾的，我们没法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当话筒传到庞伟手上时却没了声音，不过他自己的嗓音足以压过了会场的杂音："从草根的角度进行设计是值得提倡的，但这是不是能真实解决问题呢?你的学生这次为卖冰糖葫芦的阿姨设计了逃跑路线，那站在城管的角度就应该设计一条围追堵截的路线。设计是在添堵还是疏通？"埋头记笔记的李老师强烈抢来话筒发言："草根视角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草根本来的视角;场地使用人的视角，这是事实的，实用的。还有一种是精英用草根的视角。这是逻辑的、情怀的。"
正在他们对何老师进行激烈讨论的同时，何老师却如旁观者一样一会望向天花板，一会儿低头掰手指。
讲席旁的落地窗像一面大屏幕，直播着楼下篮球场的现状：被阳光切割成两半的空地上聚集着老人小孩、游客、居民，闲坐聊天、嘻嘻追赶、散步通行。《南方周末》里对这个场地有这样一段描述：“建筑师们开始梳理城中村的公共空间。城中村的中心位置，有一块建于1990年代的水磨石篮球场。建筑师们保留了篮球场，并在球场两侧各建了一栋梯形建筑，人们可以在建筑内部唱歌跳舞，也可以坐在建筑外部的台阶上看球看风景。”
而现在的情形是：球场上尴尬地伫立着两根被剪掉篮筐的篮球架，地面上的分界线已经被扬的灰尘模糊，梯形建筑的阶梯前贴着印有“观众止步”的白纸，在黄色背景下格外醒目。
设计师的设想成了只存在于设计师的脑海中，被保留的篮球场尽是背景，如果有人打篮球反而会干扰更多在此活动的人，建筑外部贴着“观众止步”，“建筑内部”是书店和议事厅，但至少有一点实现了，那便是在研讨会开始时“Mapping工作坊”学生带来的大提琴加舞蹈的开场秀。
“我们在设计中通常有老鹰视角，力图去伪造一种客观，力图打造心目中的理性场景。”庞伟老师的话语刚好可成为这场现场直播的配音，被玻璃窗阻隔在议事厅里。
大师们意识到了设计一直以来缺少的角度，力图唤起自下而上的设计，但设计师们始终是设计师而不能成为任何一个需求者，即使如演员一样进行角色转化也难以有完美的设计，套用庄子与惠子的对话，可以编出一段“子非居民，安知居民之忧。”的对话
如果以“为需求者而设计”作为设计的初衷，那么大师们对南头古村居民套以“草根”的称谓便注定了设计的偏离。南头古城也只是作为设计师们的秀场，在双年展后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变成一张张黑白照，展出在下一次的建筑展中。
我小学时生活过三年的地方也是一个城中村，住在当地人私建的简单独栋里，周围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下班后，大家会聚到小卖部唱歌、打牌、看电视，用带着家乡口音的普通话交流，有时会把自家做的家乡美味带来分享。我和周围的小伙伴会把车少的街道、待建设的荒地当成游戏场，没有人为我们规划设计，我们也没有设想更多的游乐设施。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从十几岁就来深圳打拼，十年才回一次家乡，他们在此扎根，即使买不起房子也不愿离开。在工厂智能化的改革中，大部份工人转移到了服务业，提高了城市生活质量。只要他们存在城市中，便可主动寻找生存的领域。
外来务工人员带动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将这个小渔村变成了大都市，如果没有了城中村，他们离开后，缺少了最基础的经济推动力，城市该如何发展？前段时间北京清除低端人群事件是个先例。
各个阶层人群该如何共生？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里对未来提出了这样的设想： 北京的空间突然被划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当权管理者，第二空间是中产白领，第三空间是底层工人。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翼翼隔离，第一空间的人享用二十四小时，第二和第三空间的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
郝景芳说：“面对自动化、技术进步、失业、经济停滞等问题，我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有一些黑暗，显然并非最好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人们没有活活饿死，年轻人没有被大批送上战场，就像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
世界会变好吗？无人能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