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二时，天有些阴郁低沉，令人气闷。窗外，在一片绿树丛后面，是松花江的一瞥。有人喜欢把历史比喻成浩瀚的江河，波荡起伏。而此刻，我看见的江河，却流淌成一段平缓的历史，宁静，温情，忧伤，逐渐闪过马尔克斯、茨维塔耶娃、塞尔努达、顾城、叔本华、木心，以及斯蒂芬·茨威格等人的面孔。
不过，此时，在江面上最明亮的，是杨绛先生的面孔。
杨绛先生的面孔，安详、平和，坦然、真切，不似有历经百余年的沧桑。或许，在走过风雨、饱含霜雪之后，更能洗练出一颗清淡的心。这从《我们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她的文字清淡，她的生活清淡，她的一生清淡。尽管她见证了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也目睹了风声鹤唳的政治运动，可她就是轻轻走过，不带走一片云彩，也不留下一声叹息。因为，在她的世界里，只有“我们仨”。诚如她所言，“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
于我来讲，走近杨绛，走近《我们仨》，缘由多种。或是她为钱钟书的夫人，或是她翻译的那首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歌《我不和谁争》，或是她以105岁的高龄离我们而去的平静。或是，我也刚为人父，组成另一个“我们仨”，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记得，所谓的独立书评人魏小河曾说，他不想纪念杨绛，因为杨绛并没有那么重要地影响过他。在此，我也承认，杨绛也并没有那么重要地影响到我。但是，我却要执意纪念杨绛。而我的纪念，就是去聆听她那把悲苦的往事化作清淡的述说，以及她那“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我们仨”。如果，魏小河也为人父，那他彼时的情绪或有改变吧。
是的，聆听何尝不是一种纪念。
按常理，一个百岁老人的故事应该很多，跌宕，开阔，难测。而我们，却总是迫切地希望从这些故事中拨开历史迷雾，汲取人生教训。若以此为目的，读《我们仨》，读杨绛，那或多或少是失望的。诚如其名，杨绛在《我们仨》中每词每句都咬合着钱钟书和他们俩的女儿钱媛，只字不谈历史，不谈人生，谈的尽是一个学者家庭中的生活细节，平凡、普通、温馨，与平常百姓家没什么差别。她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因此，这些细节构成了她完整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说，“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而杨绛先生，不管是在人生中途，还是在人生末端，她发现她的人生使命就是时时刻刻守护“我们仨”。她说，“我但愿我能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而这个小点，是钱钟书，是钱媛，是“我们仨”。可见，《我们仨》的完成，是对她人生使命的一种深情的告白，也是对她精神世界的一种真实的折射。
于是，在《我们仨》书中，我看到杨绛先生的“万里长梦”——她在古驿道上的寻寻觅觅，她踉跄的脚步，她心上的血泡，她压抑的悲痛，她三里河的家。我看到杨绛先生的“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她和钱钟书在英国牛津求学租房的生涯，她眼中“拙手笨脚”、不谙世道的钱钟书；她一家三口挤居在上海辣斐德路的日子，她眼中教学“尖兵”、和钱钟书最“哥们”的钱媛。然而，人间的确没有单纯的快乐，也没有永远。1997年早春，钱媛去世；1998年岁末，钱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2003年，她92岁，在回忆起一家三口63年的欢愉而艰苦、爱与痛的日子时，发出这样凄凉而动容的慨叹。
如今，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永远离去。“我们仨”又相聚了，只不过在世界的另一端。
斯蒂芬·茨威格说，“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而对杨绛先生来说，这种相聚或是她人生最好的庇护所。因为，守护“我们仨”不仅是她的人生使命，还是她不朽的事业。
或许，杨绛先生百余年的沧桑也将就此画上休止符。然而，就我们这一代不曾亲历沧桑的人来说，我更愿意走近杨绛，纪念杨绛，在聆听她讲述“我们仨”的过程中，让心灵亲历一场沧桑，延伸一场沧桑。更何况，我自己组成的“我们仨”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