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是一座最好的城，我想在过去住多久，就住多久。
引子
我从乡村出来以后，就一直生活在小城。
起初，我的乡音是很浓的，浓到不敢在同学中间开口说话。
小城有一所小学，我就在这里上学。初到这里时，班上有一位女生，她很好奇地隔着玻璃问我叫什么。我开口回答了她，不过，却没有声音。
因为，我的乡音那时真是浓到化不开，我不敢出声儿。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初问我问题的那位女同学，早已经没有了音讯。因为，小城变得很大了，连我都有点儿不认识它了。
可是，在我心里，有一座小城，永远都不会变。
它是我一个人的小城。
三十多年间，小城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刮过很大很大的风，下过很大很大的雨。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平房里，每逢风雨起处，总能看到院子里的积水，也能闻到雨后清新的泥土气息。
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骑自行车，慢悠悠的，有时候，往西骑到文明路人民银行一带，坡太大了，就下来推着车，一点儿也不急，遇到认识人就点个头，心情好时，会凑到一起头碰头聊上好一会儿。
那时候，上学的大都是步行。一到上、放学的时候，小街会显得很热闹，来来去去的，都是高高低低的学生。我印象中，有位初中生，总是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下巴上竟然留着一小撮山羊胡，所以，我把他牢牢记住了。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经营了一家药店，我去经常去他的药店买药，他的山羊胡子反倒在他上年龄后没了。
他一直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在我的印象中，甚至节假日都好像不曾离开小城去过外面。他就像小城空中的蓝天和云朵，几十年来没离开过。
这群上学的学生中，有过我的至少三位俩姨姐姐，她们的命运各各不同。我后面会仔细说。
那时候的平房要自己生火取暖，家家都有个储炭的房子。在我家的炭房子里，我无意中在一只放废纸的口袋里，翻出我一位俩姨姐的一本日记。那时候，她已经成家了。这本日记里记着她青春少年时的爱恨情愁。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啦，不要说这些小小的物件儿，就是年轻时的那些悲喜际遇，恐怕人们自己也不咋记得了吧。
三十多年，我也由一个初次走在小城街上会迷路的少年，成了中年，再往后，还会慢慢的成为一个老头子。人啊，在一个地方久了，就像沾染上了什么瘾一样，慢慢就会离不开了。
一个地方未必会多么需要一个人来填充它的空间。可是，一个人却需要一个地方来积攒一点儿勇气和力量。
细想想，究竟是什么会让我对一个地方有一点轻轻的着迷和依恋呢？
说不上来，真说不上来。
如今，三十多年一转眼就过去啦，我想转回身寻找点儿什么。
寻找什么？
我自己心里也不是很清楚，可是，就是想慢慢地想起些什么。
那些在三十多年间，在这座小城来来去去的人、风风雨雨的事儿。
第一章
首先，我要告诉你这个小城的名字，它叫伊城。
从我第一次来这座小城的情景说起。
第一次来到这座小城的一次午饭后，我一个人从大姨家出去上公厕。上完厕所，我就迷路了。是的，在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城里迷路了。彼时，我的家在离伊城三、四十里远的一个更小的小镇子里（可以想象得出它有多小吗）。
迷路的感觉是很不好的，很不好。
刹那间，你来时的路就像凭空从眼前消失了一样，它不见了。而出现在你眼前的，是你觉得和你来时路几乎一样的一条路。其实不是，它们根本不一样。等到你发现了这一点，你已经走出了很远。
而且，致命的是，你早已经忘记了原来那条路的方向。
当时的我，就在一忽闪间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
我随着人流往前走。
人们各自向前，虽然步子不太匆忙，却比我的家所在的那个小镇快一点儿。人们不看我，我看看他们，想拦住他们中的一个问一下路，可是，又羞怯到不敢张口。况且，我也不知道大姨家所在的那片地方应该怎么表述。
我就这么往前走，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三十多年以后的我，突然想起，那时的小城里，好像流行一首歌曲，名字叫《跟着感觉走》。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后来才知道，这位歌手叫苏芮，是台湾人。
多年以后，伊城的人们跟着感觉走了一回，有人赚了很多钱，有人赔了很多钱，后来，他们普遍把自己赚到的钱又都赔出去了。据说，这是一场金融风暴，又据说，后来就变成了一场金融危机。
这场风暴和危机到来和过去的时候，历经了很长时间。在这些年里，苏芮也从一名青年歌手成为中年歌手，她后来还唱过一首很有名的歌，叫《牵手》，这歌儿很温馨，曾经在伊城灯红酒绿的KTV里传唱一时。不过，那时候KTV里的人们普遍醉眼迷离。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普遍牵着的，是陪唱小姐的手，这些小姐们普遍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公主。
KTV里的公主们爱穿一身洁白的衣服，有的是纱裙，有的是职业白领一样的套裙。
白。
白的是雪，雪让我的记忆又回到了我迷路时的那年那天。那天，我随着人流一直向前，一路上看到好几个矮小的铁栅栏围成的街道小花圃，栅栏漆成淡淡的绿色。当时是夏天，可是，花圃里开的是什么花，我已经忘记了。
人的一生，有多少在你记忆里盛开过的花，你后来又把它们忘得干干净净？
后来，我总算又转回去了。在街道转角处，我跟着自己的感觉往前，走着走着，才发现自己原来绕了个不大不小的圈，又回到了起点。
这就是我初到伊城的一次迷路经历。
就在那年秋天，我们全家搬到了伊城。
秋天转眼就过去了，冬天的伊城，似乎变得更小了，小得无处可去，小得……好像只剩下了我们租住的那栋小小的土房子。
说到土房子，似乎我的印象中只有伊城现在还残存着一些土房，不过，它们里面大多数都不住人了，已经慢慢地腐朽了。说来好奇怪，土是土地的样子时，它那么多年都平坦安静，好像永恒不变，可一但被用来盖成了房子，而这房子又长时间不住人的话，它慢慢就会倒塌，塌下来的那部分，会被风慢慢剥离、疏散，吹向远方，永远消失在天际。
我们租住的这栋土房，是近郊一户农民家的，不大，三、四十平米的样子。门窗的样式是最简单的那种，像小朋友笔下画的房子那样简单，颜色已经风蚀得几乎没有了。
而我后来在乡村见到的那些土房，和这栋是不一样的。那些土房上的窗户，有的是极繁复的花样，“万”字形或“回”字形，或者其它的花饰，雕工都很精细，看得出当年木匠的手艺和这些人家的家底。
那年冬天，我们盖好了自己的房子，是一套七十平米的蓝砖房。
我们搬离了这栋租住的土房，再没回去过。也再没见到过房东家那两个经常来欺负和戏弄我们的小孩。
很久很久之后的后来，这座土房所在的位置，建起了很多新房子，再后来，它不再是郊区，变成了城区。后来，它又一次被拆掉，建起了高大的楼房，修通了宽阔的马路。我永远也无法准确地找到我初来伊城时租住的那栋土房的位置了，它像一个原点，记录了我初来伊城时的轨迹，随着城市的变迁，尤其是拆迁，这个原点渐渐地模糊了，没有了。
我们的租住的土房在伊城的东端，我们新建的房子在伊城的西端。
在伊城的西部，我像一棵扎下根的树，一直生长在这里，再没怎么动过。我的家在西，学校也在西，我母亲家在西，我后来结婚生子以后，有了平房，也在西。平房被拆了，我住进的楼房，还在西。
因为是冬天才竣工的房子，所以我家的房子没有彻底晾干，也失去了彻底晾干的机会。以后的很多年里，每到冬季，天大冷时，晚上山墙上总是挂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到第二天早晨，这层水珠有时会凝成一层薄薄的霜。
那时的冬天，可真冷啊。
所以，我最怵的就是冬天起床去上学。
每当这时，我就想起了我出生时的那个小小的村庄。
那个村庄上千口人全都是一个姓，刘。因为很早的时候，是一对亲弟兄从远方迁到这里的。后来，他们开枝散叶、繁衍后代，人口多了，地方就盛不下了。他们中的一支就带着族人迁到了河对岸。河对岸的土地太少了，所以，迁到那里的一支，就主要以经商为生。
我的祖先选择了留在原地。
多少辈子，就一直生活在河岸这头。
至今，我还有几位亲人生活在那个小村庄里。他们生活在那里，所以我觉得我心里还有一部分东西也在那里。多年之后，随着他们的逝去，慢慢的大概就没了吧。就像那些慢慢垮塌随风而逝的土房子一样。
我上小学一年级，就是在家乡的那所小小的小学校上的。
我有个一年级的同学，当然，也有其他的同学，可是，到现在，我只记得这一位同学啦，是一位女同学。记得她长得很丑，是眯缝眼，经常穿一条湖蓝色的裤子和一件暗红色的条绒褂子，一头短发，经常乱得像鸟窝。暑假时，一次我在村子的小河里玩儿水，妈妈在河边洗衣服，我的这位女同学忽然就出现在我眼前了。很窘，我当时，因为我什么也没穿，小河的水又清澈。我一急之下，竟然问她：你来做甚？她傻笑着说，哈哈，当然是耍水。说完扑通一声就跳进来了。
她是我的同桌，所以我记得这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的，还有一年级第一个学期，我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去上学的情景。
那时候很静，村头的大树们还在睡觉。我家院子角上的那棵大榆树也在睡，黑暗中，它们悄悄的，细长的枝条直直地指着离它们不远的月儿，月儿是弯的，钩的，清白的颜色，是一把锋利的镰刀头，一点一点收割着黛青色的天。
我戴一顶军绿色的火车头帽子，呼出的气一会儿就在嘴边的帽帘上结一块白白的霜。
那些在夏天和秋天晶莹透亮的露水，到了冬天就成了纯白的霜啦，每天清晨在村子水渠边的地里铺展开来，匀匀的一层，像那个时候特别稀罕的绵砂糖一样。
路上会碰到一两个拾粪的村里人，棉帽的帽耳子一个向上翘着，一个向下耷拉着。微微一哈腰，轻轻一抬手，就把一块粪拾到筐里了。满意地用力咳嗽一声，抄起手继续往前走。那时候，他们都认得我，有时会和我打招呼，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回应过他们没有。
今天，我已经完全记不起在那条上学的路上，我碰到过谁。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都告别人世了吧。
他们的坟都在村边的高山上，经霜经雪，风吹日晒，一直到今天。
学校不算远，离着它还有一截儿路，就能听见里面的喧哗声，那是同学们准备跑早操啦。
扔下书包，排好队，就开始跑操。
前呼后拥，前呼后应，哨子声，口令声，此起彼伏。
跑完操可就坏啦，我的棉帽子上的系绳儿被我笨手笨脚地抽成了死结，怎么也解不开了。正好，高我几个年级的一个本家叔叔看见了，走过来，耐心地帮我解开，哎，这才松一口气。
上课啦，老师进来了。
这位老师和我家是隔墙的邻居，按辈分，我叫他哥，可是，他又比我大二十多岁。他既教语文，也教数学。那天早上的课上，他考我们生字。我记得，考到“这”字时，我不会写了。本子交上去，他皱着眉头翻看着，然后一个一个点名上去，不会写几个字，就用又粗又长的教鞭在手心上打几下。轮到我啦，我上去，又老实又犹豫地把手伸出去，啪。
这一棍子抽得我好疼啊。
一直疼到今天。
其实，最疼的还不是这位老师的这一棍子，而是他哥哥家的蜜蜂。
他哥哥是一位养蜂人，也和我们是近邻，他们家的蜜蜂可真多啊。有些蜜蜂不好好干活，偷偷从蜂箱里溜出来，嗡嗡乱飞。我刚吃了一块水果糖，真甜。吃完就开心地跑出大门外找小伙伴玩儿，这时候，一只蜜蜂盯上了我，估计它是闻到了我嘴里的糖味，以为我偷吃了它的劳动果实。我跑得快，它跟得紧，我跑得慢，它简直就要贴着我的头皮了。
这只蜜蜂跟着我飞了一会儿之后，我还是没能跑脱，它找机会在我的鼻子底下狠狠的蜇了一针后，就不见踪影了。
哇——当时就只能发出这一声了，本能的，不假思索的，其实，主要是疼的。疼得天旋地转，一路哭喊着奔回家里，一进院子，哭声更大，因为看见大人了，所以觉得更疼了。
奶奶一边咒骂着邻居家的蜜蜂，一边把我按在凉水盆里，按了一会儿，又给被蜂蜇的地方抹了点儿肥皂，渐渐的，疼痛减轻了。抬头看天，天蓝得晃眼，有几丝云，又清又白，像是村边小河里的水飘到了天上。就那么静静地盯着天看了会儿，忽然觉得很惭愧，觉得自己刚才哭的声音又大，样子又丑，所以，仰望着天空的头就怎么也低不下来了。
就那么一直仰着头，不知不觉间跟自己赌起了气。
也不知过了多久，就在家里人以为我被这只可恶的蜜蜂蜇傻了的时候，远处传来一声响亮而悠长的呼喊，是谁家下地的人收了工，回家歇晌午了。
奶奶拉着风箱，一股淡青色的炊烟顺着烟囱忽忽地钻出来，悠悠地飘飞到了远处。
下地的爷爷回来啦，我用眼角的余光就瞟见了。爷爷喊我，我顺势就跑过去，他从兜里掏出一只小拇指粗细、半个指节那么长的白虫子，放在手心让我看。这虫子肥，几乎看不见脑袋，懒，也不怎么动，有时候，在锄地或翻地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能看到。人们都叫它“桃格虫”，我到现在也没弄清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在这个村里，祖祖辈辈对一种事物的称呼都是一样的，因为这称呼会在一代又一代口里传下来。人们几乎从不去追问，比如说“桃格虫”这种虫子究竟是什么物种，学名叫什么。
爷爷这么叫，爸爸也这么叫，我也这么叫。
轮到我儿子，他压根儿连这种虫子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从他之后，大概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乡间曾有过这么一种虫子，人们不知道它的来历，可人们却一代又一代亲切地叫它，桃格虫。
我爷爷和我奶奶十几年前就去世了。
他们在土里刨挖了一辈子，像是从土里生根发芽长出来的一苗庄稼，秋后，又平静地回到了土地。
爷爷奶奶以为他们的后代也会是一颗种子，在村子的土地里扎根，成熟，最后再静静地蜇伏在村子的土地里。
可惜，我们长大之后，成了一粒风中的种子，被吹到了伊城这片小小的天地里，在这里扎下根，成了一棵树。
我们举家迁往伊城之后，爷爷奶奶继续留在村里。
临走的那天是大清早，一帮搭顺车的人挤在一辆卡车里，冬天，风一股一股地灌进来。这大概是我第二次坐汽车。只觉得车顺着盘旋的山路一直向前、向上，渐渐地，就把家乡那个小小的山村抛在了一路烟尘里，终于看不见了。
坐在车里，看着两边光秃秃的土黄色山峦，我不知道我将要走向哪里。父亲和母亲嘴里时常提及的那个地名，对于我来说，仅仅就是个地名。
我们将要前往的这个地方，它就像一个被人们传来传去的陌生人，年幼的我对它有一丝丝憧憬，更多的是惶惑和恐惧，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它的脾性，也不知道月亮在那里升起来时，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处院落，院落的拐角处会不会有一棵长了多年的大榆树，大榆树上会不会时常爬上去一只顽皮的狸猫。
我也不知道我们将要前往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一所小小的小学校，小学校里会不会有一位按辈份我应该叫哥的老师，语文和数学都是他教，谁不会写字他就在手心上抽一棍子。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还能不能碰上我在村子里的学校上学时的那样一位同桌，短发乱得像鸟窝，为了和我争桌子上的位置，一齐被缺了一截儿的长条凳闪倒在地。
对于我们将要去的这个地方，我一无所知。
坐在我旁边的妈妈怀抱着弟弟，看着远处，弟弟茫然的眼神偶尔和我对视一下，除此之外，就是沉默。
可是，我敏锐地感觉到了这沉默中的忐忑。
那一刻，我用力扭回头看家乡的方向。
家乡已经看不见了，它像个孤单的孩子，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可我分明还能看到那孩子恋恋不舍的眼神。
留在村里的，还有我的两个姑姑，她们陪伴着爷爷和奶奶，可是，她们也有各自的家庭，不能时时都在两位老人的身边。
就在这年秋天，村里的一个本家，一个年轻人，因为地界纠纷，和爷爷起了争执，说到激烈处，他伸手推了一把爷爷，结果，爷爷就摔倒在了地畔。当时，爷爷除了头晕之外，没什么明显的感觉，草草的检查了一下，休息了几天，就继续劳动。
后来，头晕的毛病伴随了爷爷的后半生。
哦，我模糊了，我们在迁往伊城之前，还在离它四十多里的一个小镇住了一年半，这个小镇，名字叫新镇。在这里，我们迅速而潦草地安下了家，就传来了爷爷被人推倒的消息。
父亲决定带着我回老家看一趟。
那时候，从新镇坐车走到老家所在的那个县城，再往南，才是我老家的村子，可是，当时县城和村子，这两地之间是没有交通工具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徒步走上差不多90里地，才能回到家乡的村子里。
那一年，我九岁，和父亲从早晨走到晚上，走了九十里路。
那年的秋天很晴朗，日头毒，我和父亲走在回村的路上。有时候，无路可走，我们需要攀上高大的山峰，顺着曲折的羊道往前。我穿着一件海军蓝的秋衣，袖子撸到胳膊肘上，走了多半天，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并没觉得有多累，只是有点儿渴。
那年秋天的秋雨还没下过，洪水还在遥远的上游蛰伏。
手边的大河水流清澈，一直伴随着我们向前，向前。
渴到忍不住时，就停下来，趴在路边的石缝前，喝一会儿带着浓浓泥腥味的泉水。
那时候，没觉得走路是一件多么累的事情，就那么一直向前走，偶尔会抬头看看又高又远的天空，瓦蓝色的天底下，是零星的云朵，白色，厚大，亲切。
有时候，需要涉水，这样距离直，路程近。脱了裤子，水深到大腿，深处会到腰。清澈的能看到水下的青石底。上了岸，光脚走在岸边的泥地上，泥土润泽而光滑，有时会有“叽叽”的轻响。再走一会儿，渐渐地会看见远处人家的窑洞。这时候，腿上的水也干了，穿好衣服，慢慢地进了靠岸的村落。
这个村子离我们老家的村子还有五、六十里地吧，是出手工纸的地方。
进了村，沿着人家大门前的窄巷走，一半儿是荫凉，一半儿是日光，中间一条直线，把这两种色调分割得齐齐整整。一抬头，是前排窑洞的后墙，这后墙是光溜溜的石头面儿，上面展展地贴了几行手工做的纸张。
问父亲，他说这种纸一般是两种用途，一是给城里的纸火铺供货，他们会二次加工，用特制的铁锭子在纸上拓出铜钱印，这样一来，这些纸，就变成了纸钱。一是给村民们卖，他们用来糊窗户。
我想看看人家是怎么造出这些纸的，可惜，要赶路，来不及。以后有三、五次路过，也没能看上。
后来，我一直也没能看上这种纸是怎么做出来的。
现在，这些村子里的年轻人都进城了，剩下的都老眼昏花、弯腰驼背了。
近些年，当我又一次开车路过这村子时，我看了一眼车窗外。
巷子里的窑洞依旧。
窑洞墙上却再也没有了贴得整整齐齐的手工造的纸了。
我们回到家乡的村子里时，天已经黑了。
夜色中的村道上，还能闻到羊群走过后的淡淡腥膻味儿，可是，它们咩咩咩的叫唤声，已经在远处了。
没什么灯火，大多数人家早已吃过了晚饭，在院子里坐着，或者去村子的水渠边聊天。偶尔会有一星一星的红光，那是人们在抽旱烟。
村庄的味道是淡淡的，可是，却好像一直都是这样，不曾改变过。
我在爷爷家窑洞的墙外边高声喊，爷爷，爷爷。起初，没人应。我又喊，爷爷终于听见了，他迎出大门外，脸上带着笑，拉住我说，他以为听错了，刚才躺着听收音机，里面也有个孩儿在喊爷爷、爷爷……
院子里的苹果树果实累累，在黑夜的微光中，我还能看到它们圆圆的轮廓。
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到自己家的窑洞。
第二年冬天，爷爷奶奶也搬离了老家，来到伊城。
老家的这处院子，卖给了爷爷的一个兄弟。
此后多年，家乡，我一直都没再回去过。
爷爷奶奶他们搬到伊城的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他们搬来的那天是个晚上，冬天的晚上，深冬了。
之所以要在冬天才搬来，是因为爷爷当了一辈子农民，明知道要搬家了，可那年春天忍不住就下地耕种了，种下去后，就更舍不得离开了，要等到秋天收了才肯走。这样一拖，就拖到深冬了。
一个农民，爷爷这样的老农民，就是这样，春天把种子耕种到了土里，就等于把自己也撒到了土里，和种子一道，盼风、盼雨、盼日头，盼秋天到来之后，自己能丰硕一些。
东西拉了一卡车，可根本没什么值钱的。
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副石碓臼，舂米用的。面子是凿子凿出来的纹路，一凿一凿都很细致，跟它搭配的那根舂子也有年头了，一层包浆泛着淡淡的油光。
花生。红薯。土豆。红枣。
锅。碗。盆。黄铜的舀水瓢。
大瓮。小瓮。针线笸箩。
簸箕。筛子。箩头。
这些东西，花花哨哨地摆了一院子。
那天晚上有厚厚的霜，霜花在这些沾泥带土的器具上挂了厚厚的一层。
进了城的爷爷奶奶，把半个村子也一同搬进来了。这经风见雨的村子啊。
后来，在爷爷奶奶有生之年，那副石碓臼时不时就响起来了，咚、咚……有时是几家先后搬来伊城的姨姨们在舂米，有时是爷爷在舂米。那时候，已经有加工房了，可是，人们一般都不愿去，说那里磨出的米面有一股机器味儿。
石碓臼舂出的米面细、粘，蒸出的糕味道香甜。
捣米时，一般都选天朗气清的午后，日头柔柔地挂在那里，风停在树梢的尖上，偶尔会动一下。
捣米的人双手握住舂子，有节奏地一下、又一下，咚、咚、咚……略微有些沉闷的响声会齐整地回响在院子上方的空中。麻雀们在觅食，有时候飞到树枝上，有时候飞到电线上，有时候，也会大胆地在院子里停一会儿，啄食院子里洒落的零星米粒儿。
爷爷奶奶去世后，石碓臼就比以前用得少了。
再后来，爷爷奶奶搬家时带上来的东西，也在慢慢减少，不知道哪去了。
终于，石碓臼被长时间地倒扣在院子的一个角落，很久都不会被打动。
许多年后，当伊城的平房几乎被拆光后，大多数人们都搬进了楼房。原来的隔墙邻居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座原本小小的城镇， 像一张烙饼，越摊越大，越摊越薄，薄到承载不动从前那些厚重的过往和记忆。
而爷爷奶奶搬离乡村时带上来的那副石碓臼，最终不知去向，就那么悄悄地消失了。像水消失在水里，土消失在土里。
这些，都是后话了，而当时，年少的我，面对着伊城，一天天长大，见到了很多事，发生了，又结束了。也见了很多人，来了，又去了。
我的家，在伊城的最西端，当时是极偏僻的位置了，这里也是伊城海拔较高的位置，给我的感觉，冬天，凛冽的北风是从这里起程，刮向伊城的其它方向的。那时候，风沙极大，所以，这风就无比浑浊，裹挟着黄沙，漫卷过来。
我们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风中。
离我们的房子不太远的地方，是种畜场。
当时，我不懂得这个地方究竟是干什么的，只是听人们说它叫种畜场。
我们经常去这里玩儿，这里有大片的田野，空旷无垠。风吹过，有时，做为一个孩子，我会突然产生出和年龄不相称的孤单和失落。
种畜场养着为数很多的牛和羊。
那些牛犊和小羊们，撒着欢儿的在种畜场一带奔跳，或贪婪地吃草。
那些老一点儿的牛和羊一般比较深沉，静静地站在那里，和我对视一会儿，就漠然地把头扭开，或者哞——地喷发出一声孤独和郁闷来。
我的童年、少年，是在风声中孤独地度过的。
卖豆腐的李玉，家就在种畜场的边缘。据说，他是伊城第一家做豆腐的。他租了种畜场的一间大库房，把它改造成了豆腐房。
我第一次去李玉的豆腐房，那里只有他一个人，豆腐早已经做好，在大木槽里码着，一大块，嫩，白，豆香味让我直咽口水。
那时，我是很胆怯的，捏着钱递给李玉，说，买一斤豆腐。
李玉的脸很白，苍白，是终年不怎么见阳光的那种白。那时，伊城好像再没有别的豆腐铺子了，起码，在伊城的最西端，是没有了。所以，李玉是不需要把豆腐拿出去卖的，摆在做豆腐的铺子里，就已经供不应求了。
那时，伊城是几乎没什么商业的。
李玉的豆腐铺子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就没货了。
今天的豆腐一卖完，就开始准备明天的原料。
天不亮就要起来，洗豆子，泡豆子，磨豆子，滤渣，入锅，点浆，出锅。
雾气腾腾的豆腐铺子里，隐约可以看见个人影，那就是李玉，忙碌的李玉。
豆腐做好后，人可以歇一口气啦。抽烟。那时，两种牌子的烟比较流行，一种是“钢花”，鲜红色的盒子上印着一斗子流泻而出的钢水，钢花四溅，这个牌子稍微贵点儿。还有一种是“青城”，橘黄色的盒子，软盒，印的是青城呼和浩特，没过滤嘴。再贵一点儿的，就是“大青山”，白底绿花，印的是绵延不绝的大青山。
我没注意李玉抽的到底是哪个牌子的烟，只是时常见他会把烟卷儿叼在嘴角，眼神有点儿迷茫，也有点儿疲惫，不过，却远比多年以后的眼神要亮。
我对那时的香烟盒记忆深，是因为我们小孩子玩拍烟壳的游戏。把大人扔掉的烟纸收起来，小心拆开，用手抚平，再叠成三角，就可以拍了。直拍到这烟壳失去它的颜色。
除了这些，还能做什么呢？
那时的伊城，是很小的，无处可去。
我家不远处，就是空空荡荡的荒地，风起来时，一股一股的黄沙。后来，那里种了一片松树，风起来时，是松树的呜咽声。
过了松树林，边儿上是有一排平房的幼儿园，二幼。弟弟赶上了上幼儿园，我没赶上。我六岁在老家念一年级，七岁在新镇念二年级，八岁时，我们家搬到伊城，我在伊城的二完小继续念二年级，那时，我就觉得念书有点儿吃力，尤其是数学。
我的学校在松树林再往东，有点儿远。
那时，伊城有三条街道，东西向，分别是札萨克路，文明路，王府路。
我的学校在札萨克路上，那时，它的名字叫二完小，全称是伊城第二完全小学。后来，它改名字了，叫第二小学。
札萨克路上那会儿有几个单位，由西往东分别是二粮站、人大、四中、广播局、第一派出所、司法局。再往东，就没了，就成了郊区了。
郊区一片漫漫黄沙，到秋冬季节，尤其光秃，那时，对于年少的我来说，那里就是遥远的地方了。
那时，从来没想过要离开这个地方。
后来，果然就扎在这个地方，动不了了。
有时，人的命运岂是自己能够完全决定的？每个人都不过是一粒飘在风中的种子，哪一天，风停了，种子也就随之安静了。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风从家乡的小村子里刮到伊城，就落下来，一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