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行之
上海地铁16号线的尽头，叫滴水湖站。
走出地铁站，就能看见滴水湖。这是最浪漫的湖泊，它远离市中心76公里，处于杭州湾与长江河口交汇处的东海之滨。如果你搬进鸟的眼睛，从高空俯瞰，它像是一滴来自天上的泪水，落入上海的版图。
滴水湖1.3公里外，有一家以骨科闻名全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在这里，每天有数以千计的病人，来就诊，住院。在这里，汇集了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疼痛和坚守，绝望和希望，爱和别离。
在这里，充满了各种意外，你永远不知道，见过的人下一刻是什么情况。在这里，当巨大的痛苦向你袭来时，一切你平时在意的名利、荣辱，都会消失。你只会希望你的亲人陪伴在你身边，你只会希望，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年关将至，人们开始互道祝福，事事如意。而在这里，人们要面临的是另一句，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很多时候，不能不疼痛，只能紧握亲人的双手。有些时候，不能不离别，只能吻最爱的人到最后。无论你有多不愿意，这里都会有各种事与愿违，带来各种遗憾。有些遗憾，会伴随一生。
医院外往西几百米，有一片三叶草地。三叶草象征名誉、真爱和健康。一万株三叶草里，会有一株长出四叶，第四片叶子象征幸运。路过这片三叶草地的人，总会停下来找找四叶草，希望能采到幸运。
医院往东7公里，就是东海。那里是上海的边界。长江、钱塘江、闽江、瓯江四大水系，源源注入77万平方公里的东海，岛屿星罗，一望无涯。
是的，这是一所建在海边的医院。
在住院部朝东的房间，每天清晨，拉开窗帘，能望见一片幽远的大海。朝阳从海上缓缓升起，散开灿烂光晕。
病房里的人，就在这样的晨曦里，吃完早餐。苍白的皮肤，在阳光里显出好看的颜色。然后会陆续有医生来查房，一条条白色的大褂，鱼贯而来，鱼贯而去。
没有吃早餐的人，是等着手术的。护士先来打镇定剂，病人问，为什么要打镇定剂？护士说，怕你害怕。
没有手术的日子，大家就在一起聊天。一个全身烧伤百分之七十的大叔，以前是包工头。回家闻见煤气泄漏，就敞开门窗，等煤气散。等了好一会儿，以为没事，点火。空气突然剧烈燃烧，他刚反应，已被火舌舔了一身。抱着头，踢开厨房后门。外头有个池塘，他竭力跳进去。送到医院后，他反复做了十几次植皮手术，快稳定的时候，护士给他翻身，不小心把他翻到地上，跌碎了肘关节。又从烧伤科，转移到骨科。
他整张脸尽毁，焦黑瘢痕密布，找不到一片完好的皮肤，耳朵烧掉了大半。他爱抽烟，得空就找角落抽两口。爱闲侃，披着军大衣，来回串病房跟人吹牛。唯独不爱照镜子。他跟我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像你一样的帅小伙儿。
一个刚生完孩子妇女，半年前怀孕过程中摔了一跤，肘关节粉碎，没办法手术，硬扛着。等孩子终于出生，跑来手术。手术后，大家去看她。我问，都说生孩子最疼，跟这个伤比，哪个更疼？她说，这个可比生孩子疼多了。
隔壁床来了个新病人，他来的时候，我问他，你怎了？他看着我，啊？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他身边陪着一个老人，头发花白，像是他的爷爷。老人说，我儿子耳朵听不见。
这对父子姓郭，小郭三十来岁，清瘦、腼腆，像是没有毕业的大学生。老郭五十多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二十岁。
老郭以前是政府的干部，待遇还不错。他年轻时娶了一个妻子，没过几年，因为肿瘤病逝，留下他和小郭过日子。小郭学习成绩很好，从重点高中考进名牌大学，接着考硕士。等到硕士读完，准备参加工作，突然发病。
小郭的肿瘤，来自母亲遗传，病症极为偏门，放眼全国，清楚这种病的医生寥寥无几。肿瘤持续生长，长到一定体量，就要危急生命。老郭辞了工作，带着小郭到处求医。他们去北京，找全国最顶级的肿瘤科专家。有医生说，是手部神经的问题，要做手术。结果划开手臂，发现不对，又给缝上。
又有医生告诉他们，肿瘤长在耳朵后，只能做伽马刀手术，彻底切除，但是估计会损伤听觉神经。老郭问，大概要损失多少？医生说，大概损失一半。老郭想着，保命要紧，一半就一半吧。手术中，伽马刀下去，成败只在一线之间。等小郭推出来后，肿瘤并没有治好，倒是听力丧失了九成多，等于聋了。
小郭又通过邮件，跟美国的肿瘤专家交流，开始自己给自己治病。他不断查阅国外医学资料，竟找出一种控制肿瘤的药物。这种药物，在全国都还没有医生针对这种肿瘤使用。他靠着注射这种药，意外控制住了自己的病情。
这种药很贵，一支大概要五千多元，每个星期要打一支。不能停，否则肿瘤会持续增长。不断的就医，早就掏空了他们的积蓄，为了不停买药，老郭又卖了房子。
小郭的听力，已经丧失，走到街上，根本听不见车辆的鸣笛。加上肿瘤的影响，走路平衡感很差，有一次被车碰了一下，踉跄摔倒，爬起来，右手肘关节粉碎性骨折。在当地小医院治，毫无进展，老郭只好带着小郭，从老家兰州飞到上海，继续求医。
老郭是我见过性情最温良的人，他和人说话，永远慢条斯理，不急不怨。无论谁有困难，都古道热肠，上去帮一把。谁哭了，闹了，和家里人吵架了，他过去劝，过去安慰，像对自己的家人。他每天都关注新闻，跟人讲段子，对每个人笑。带着小郭，坚持每天在走廊里，走一万步。
小郭每天爱翻国外的医疗信息，跟大家分享前沿的医学知识。大家说话，他听不见，但他能猜出四五分，老郭再给他用唇语翻译，他就明白了。他之前给一家报社做兼职翻译，开过一个专栏，每个月有八千多稿费。2015年，纸媒行业低迷，报社砍掉了他的专栏，他就失去了唯一的收入。
那几年，老郭和小郭一直在医院漂泊，从一家医院，漂到一家医院，很少回家。和大家相处的日子里，他们每天有说有笑，显得他们的故事，好像并没有那么凄凉。只是在那些失眠的夜里，凌晨过后，我常常听见老郭倚在小郭的床头，发出一声悠长悠长的叹息。
那一年的元旦将至，阳光大好的时候，护士允许病情稳定的病人，偶尔出去走走。大家纷纷说起医院边的海。听他们说，搭车过去很近。
老郭披上了军大衣，给小郭也披了一件，跟我说，我带他去看海。我们还都没看过海呢。你去吗？那天我身体不舒服，说改天吧。他说，我们就不改天了。谁知道明天怎么样呢。
快离开医院时，我问老郭，你们的钱还剩多少了？他说，不多了。我问，以后你们怎么办？老郭说，把钱留着给小郭买药，能买多少算多少。我跟小郭想好了，能活多久就活多久。人总归是要死的，但是活着，我们就好好地活着。
我们都知道，老郭之所以不遗余力带小郭治骨折，他就是怕自己比小郭先走。治好小郭的骨折，将来他不在了，小郭起码还能自理，或许还能撑下去。
那年春节，他们没有回家，租住在医院边上的一个商业楼里，等着来年拆骨钉。出门人烟稀少，海风凛冽。老郭说，家没有意义了，两个人在哪，哪里就是家。小郭康复训练需要冰块冷敷，医院借了他们一个小冰箱，每天自己冻冰块。
我和母亲去看过他们一次，老郭正从超市里买来饼干，他说尝尝这个没吃过的饼干，尝尝。小郭还是有点腼腆，让人不会想起，他已经三十多岁，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
作别时，老郭握我的手，他的手厚实而温暖。走了一段，回头看，他站在风里朝我们挥手，像是一尊雕像。风吹乱他灰白的头发，让他看起来像是在那里站了很久，很多年的风霜雕刻了他的样子。
那是冰冷的2015年，元旦后下过雪的上海，让人无比想家。海边的医院里，穿着蓝白相间病服的人，像老狗一般，闻着清冽的消毒水味道，慢慢在干净的走廊里踱来踱去，走到电子秤上，称自己的体重。
2016年初，离开医院那天，我在院门口遇见一对母女。小姑娘二十来岁，一次走路的时候，被一辆车在脚面上碾了过去，右脚整个骨架都碎了。到医院做了几次手术，一直坐轮椅上。
大冬天，小姑娘裹得像个粽子，她母亲还是偶尔推她下去散心。我过去问姑娘，你啥时候能好起来？
她拉开口罩，说，哎呀，我的脚都碎成沫沫了，医生说还要六七次手术。我问她母亲，能治好吗？她母亲缩在风里，说，不知道，管他呢，能治多好治多好，其他的我不在乎了。
那姑娘的母亲问她，你想不想去看海？那姑娘说，想，去吧。
其实，听去过的人说，那里的海根本不好看，荒凉一片的。但是听说过的人，还是想去。上海的人，很多人都不屑去看那片海。只有那海边医院的人，才知道，那片海意味着什么。
三年前，我没有近距离看过那片海。2018年的年尾，我再次坐上16号地铁，去找那片海。下了地铁，就到了滴水湖边。我转了一会儿，暮色将至。湖边坐着一个姑娘，我问，你知道那海边怎么去吗？她说，不知道，你要去看海啊，我跟你一起去。我说，好。
走了一会儿，她跟朋友打电话，挂了电话跟我说，我不去了，朋友说，那个海边没有沙滩，只有一个烂泥塘，不好看。我跟她说，那我去了，再见。她朝我挥手。我打了个车，到了观海公园。马路的车很少，暮色比想象中降临得要快。司机说，那里可以看到上海和海的分界线。
公园有一道堤坝，半人来高，一道门已经锁上。我爬上去，翻了过去。往前走，看见一片泥塘，水草茂盛，绵密如田。
顺着一条石路一直走，就到了海边。一排石块隔成一道分界线，线的这头是上海版图，线的那头是汤汤东海。暮色溟濛，海面雾气氤氲，让人只见一片苍茫。正如他们说的，没有沙滩，没有景点，没什么可看。但对我而言，足够了。这里除了我，空无一人。我享受了会这难得的幽静，寒夜如手，已抚摸头顶。
转身，归去。
2018，发生过很多事。海边的医院还在，祝福那里的，曾在那里的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