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先生，世间仅有，一经见面，永不能忘。有的人，得介绍一百次，到第一百零一次，还得介绍。他们的相貌十分平凡，毫无特点，不值一提，就如同街上的张三、李四和王五。但吴先生的相貌奇特如漫画，值得一书。其头部状如炸弹，看上去一戳即爆，皮包骨，黑乎乎；胡须快要长满一整张脸，每天早上清理一刮，总算是不逾矩；颌骨奇凸，双颊凹陷，很粗犷；眼睛盯起人来就像燃烧的煤球。以上全幅家伙都安放在那长得过分的脖子之上。他身子骨瘦，僵硬无弹性，像根钢条。
吴先生的头总昂着，背笔直，注重个人尊严。吴先生为自身的学问骄傲，他的朋友也为这一个平民君子感到自豪。吴先生从不刻薄，总替每一个人着想，却总被敌友双方误解；对他人的品性和能力过于信任，对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却过于敏感。吴先生从不安生，不是为自己就是为外界所累；他不心烦时，就发疯工作。吴先生非常崇拜歌德，却远远达不到歌德所说的“不慌忙、不停歇”的状态，就像但丁《神曲》中说着“我把自己的家变成了绞刑架”（意为“上吊自杀”。自杀者灵魂和肉身不能合一，意为惩罚。可参考《神曲》有关注释）的人得不到上苍的眷顾。
吴先生属于从不知晓年轻为何物的那种人。他实际上不到40岁，看起来却介乎30到100岁。他总是宽于待人，严于律己。他自己是个儒生，地道展现了一个儒家学者应有的样子。他表情庄重，太在意生活表象，走路姿态即挺又“规矩”，在人群中至少还是令人敬畏的。
吴先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教授。直到今年为止，他一直编辑《学衡》和《大公报》的文学专栏。
除了不能启发灵感，吴先生堪称师表楷模。他守时，精确如钟表，在课堂上就像个苦奴役。其他人也许会读书上的引文，而吴先生不管引文多长都能背诵。使用“首先某某”和“再者某某”的腔调，讲述任何科目，他都能像个训练有素的巡佐。这样兴许呆滞乏味，但绝不言之无物。吴先生不是个言辞涛涛却空洞无物的师长。他所说的是真有意味，尽管可能错误，但至少不是阵热空气。他从不回避指摘，总是立场坚定。换句话说，他从不怕为某一观念表态。对于事实真相这类问题，特别是能在在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籍上找到的那种，吴先生可谓无可挑剔。这样一来，人们就只能在鉴赏诠释之类的的问题上与其争论了。在这些场合，吴先生就暴露了弱点，但由于观点模糊和缺乏真诚，这又不算是真正的弱点；根植于吴先生观念里的人文主义——白碧德式的人文主义，才是其真正的弱点。很遗憾，吴先生竟然会放任自己投身白碧德式的人文主义。既然如此，那么他的所有观点必然会被侵染。伦理学和艺术糟糕地搅和在一起，使得人们常常困惑，他究竟是在发表文学论述抑或是发表道德评判。
同为编辑，胡适博士所反对的，吴先生必然赞同。吴先生几年前创办的《学衡》杂志，其公开的宗旨就是反对白话文，致力维护旧文。这是场失败的战役，但其努力却是英勇的。在编辑《大公报》的过程中，吴先生试图吸引中国文学界关注西洋文学的实质（facts），而非西洋文学的虚伪浮夸表象，这些努力之多，不少于前面那场战役。然而，在实践中，除少数几个例外，几乎所有年轻作家都决定接受西洋文学的虚伪浮夸表象，而让实质（facts）自生自灭。事实（facts）、日期（dates）、学问（learning），如此乏味，如此艰难。当今大家所求，是紧跟潮流，碰见什么就捡什么——道森、保德莱尔、瓦莱利、维吉尼亚*伍尔夫、阿道司.赫胥黎等等，如此之类。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像吴先生那样拐弯抹角地表示研读荷马、维吉尔、但丁和弥尔顿是很有价值的，是会招徕嘲讽的。
多么悲剧孤独的人啊！吴先生完全曲解自身实际致使他的状况更加悲惨。他声称自己是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文学家，但从性情上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真诚如斯，忠诚如斯，此乃吴先生，路人皆知，唯吴先生不知。他对拜伦的崇拜并不是秘密。他甚至仿《Childe Harold》之体，写了篇中文长诗。矛盾啊，人人知吴先生，吴先生不自知。
每当我想起吴先生，总会想起他那苦涩的微笑，想起他那在清华的整齐、干净、空荡荡的房间，想起那仅隔窗帘的美丽野景。我常认为，如果吴先生能取下窗子上的帘布，多朝窗外看看，最好能身体沉浸在门外的美丽野景，他生命里的困惑和苦涩微笑会变少，也许是我多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