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2012年，和潘晓有一样感觉的年轻人，依旧很多……
潘晓来信与潘晓事件
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
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30年后，一个名为黄晓菊的女人再次致信中国青年报谈及了自己与80后爱子的矛盾与代沟，也由此牵扯出“潘晓”实际是当时两个青年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拼合而成。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报》潘晓来信全文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上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
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
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如说为了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侈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了一遭，也没什么意思。
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
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郎台、涅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自己、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他们很难有共同语言。他们说我清高，怪癖，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他们俗气。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这篇文章涉及的问题恐怕是现实里被讨论得最少，而又与我们最息息相关的了。
她揭示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一点都没有减轻过，反而是每一个人的隐痛，大家都一致沉默的隐痛，二十多岁之前，我们对问题不了解，二十多岁后我们变成了问题，这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吧。
双重人格症状：“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我也常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
其实这又何曾不是大家长大了之后的样子。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也好，还是关于文化的革命现在都还存在的好，事实就在那里，关于无私世界的理想和纯真，最后都在现实世界里低下了头。
如果现实里容不下我们从小就形成的观念，那么问题究竟是在哪里？
是现实，还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出了问题
我们看看选择相信外界，选择“活着，为了使别人生活变得更美好”，的结果吧
相信长辈——“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很庆幸，我们没有遇到那样的情况，也不会再遇到了。作者描述了几种情况是我们不会遇到的，不过有几种情况是我们看到过，或是遇到过的，比如说“外祖父去世，家人为争家产吵翻了天，作者在外地的母亲也因此而不给她打生活费”，这使作者备受打击，对亲人之间的关系的薄弱失望透顶。
相信组织——被排挤不能入团
相信友谊——被出卖
相信爱情——被人抛弃
相信知识——书中也没有解答
在这过程中，她经历了对亲人的失望，对政府组织的失望，对友谊，爱情的失望，乃至知识也无法治愈她，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站在所接受的教育的另一端，从“一条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我们可能遭受长辈，组织，友谊的背叛的机会不大，但关于爱情和知识并不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年代，依旧有大量的年轻人选择了相信爱情，后来被伤得体无完肤，抛开那些一厢情愿的的关系，我相信，遭受对方背叛的，仍不在少数。关于知识，我相信很多喜欢阅读的，除了享受那种乐趣之后，一定也有不少在书中寻找答案和出口的人。有人找到吗，我不排除别人能找到的可能。就我而言，我看过很多类型的书，励志类的，心理学类的，认知哲学类的，灵性类的，形而上类的，还有一些大家之言。有人给答案，有人给线索，然而，可悲的是，那些东西都是跟我们隔了一道墙的东西，一道无形的墙，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在西方的宗教体系，科学知识体系，哲学体系里甚至都不会涉及到，书籍中并没有答案。我们会遇到的问题，他们都不会遇上，利他的观念在欧洲文化中也以很重要的角色存在过，但它从来没有主导性和压倒性的形式存在过。
所以，所有人都帮不上忙，我们只能靠自己。这是最后署名为“潘晓”的作者在她的文字中所得到的结论。原话如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到这里，她得到的结论，都是她不得不接受的结论。
然后，我们再看看，接受了这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之后的她，是什么样的。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作者算是看明白了自己的双重性格，自己是一个“合理的人”，而不是“高尚的人”，也做着“合理”的事，譬如“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她还是会痛苦，痛苦了就用黑格尔和达尔文主义来缓解这种痛苦。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一边做事，一边自我谴责，一边自我麻醉”。
作者依旧很痛苦，她的答案并没有解决问题，像很多现在的人一样。不，现在的人还形成了一种新的能力，那就是双重性格之外的，双重标准——去微博搜公知有一大堆，知乎里形形色色的人里这样的也绝对不在少数。我，我也是个在苦海里挣扎想要靠岸的人。
问题究竟在哪里
当作者选择了不相信她的长辈时，不相信她的组织时，不相信爱情时，不相信友谊时，作者其实就已经选择了痛苦，因为那些是她曾深信不疑的东西，她的曾经的信仰，快乐和安全感都和这些东西息息相关。当她选择了不再相信，她也就无法在拥有那些快乐的记忆了，那些十分鲜活的记忆会反而成为一种痛苦，留在她的余生里。后来看书，只是让自己接受了这个痛苦的事实罢了。
面对现实里的问题，作者选择了不再相信，有错吗？母亲断送自己的学业；组织的人和朋友在背后插刀，赤裸裸的背叛；爱情，遭受无情人抛弃，这也是赤裸裸的伤害。她不再相信这些东西，有错吗，我们能说她有错吗，我说不出口。
那么，母亲有错吗，单单从那两句话里我无法推断出母亲为什么就分家的事断了作者的粮，且不作评价；朋友有错吗，我也无法体会那个环境下，大家为了自保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来，我唯一能说的就是如果我在那个环境下，我不一定会做什么样的选择；爱人有错吗，这种抛弃是有错，老实说，到如今的环境，我可以很确定的判定，爱人是无情的，他放弃了承诺，抛弃了他人。然而，那种错，就是我们所要裁断的错吗？他应该背上导致作者内心崩溃，抛弃“利他主义”理想的错和罪责吗？我也说不出口，这罪名太大了，我说不出口，他也许只是做了一个懦弱或是自私的决定罢了，何至于如此。
那么，作者没有错，那些他曾拥有后来又失去的人也没有错，那么错在哪里？
错在哪里？
我们把这件事用语言完整地表述出来吧。“作者相信了“他”，而他却使作者失去了这种“相信””。“作者”和"他"都没有错，错可能在哪里，会不会是那个“相信”出了问题？
我们检查一下它，相信，1.互相信赖，信任。 2.单指信任对方。 3.指互相信得过的人。 4.认为正确或确实，不怀疑。（来自中国百科网）我们取意思2，意思2用信任来表示这种行为，我们再查信任的意思，1.相信并加以任用。2.谓相信。3.任随，听凭。好吧又回到相信去了。中文解释的含糊，实在难以裁定。
我们回到文本解析。作者在说到长辈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根据作者的自我描述，她在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师长，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中徘徊，最后选择了不去判断，闭上眼睛。我们可以说，作者是在相信自己和外界中徘徊，最后选择闭上了眼。闭上了眼是个什么选择，是逃避，逃避去选择，那么实际效果是什么？实际效果是，选择了忽视自己的声音，跟外界妥协了。她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了对外界的相信上，一种忽略了自己判断的相信。这种未经判断的相信，是真的相信吗，亦或者只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寄托罢了，她把自己交给了外界，自己是否会受伤，是否会好过，她都交给了外界，本质上来说，这并算相信。若是这行为里包含自愿和乐意的话（像她对爱情那样），我们也许还可能说这种行为是依赖，可她只是逃避去选择而已，她与外界的关系只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而已。
把总的理一下，就是——她最初选择了“利他主义”理想，后来在面对现实时，在选择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外界的徘徊下，选择了逃避自己内心的声音，依现实而行。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外界，依现实而行，这也是她的悲剧发生的根本所在。母亲跟她的矛盾，让她失去了对母亲的“信任”（生母亲气，甚至一辈子无法原谅她母亲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母亲的行为让她失去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不应该的了）；而爱人的抛弃，也使她失去了对“爱人”的信任。最后现实里的失望终于让她忍不住地，得到了一个答案，自我才是人的最终归宿。然而，这种选择并不是作者内心的呼声，而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得到答案的她十分痛苦。
在奉行利他主义的过程里，作者承受了来自失去家人，领导，朋友，以及爱人的痛苦，外界任何可能的依靠最后都被证明不过是虚假的。那么，这种后果的发生是因为作者个人对利他主义认识的错误造成还是利他主义本身存在弊端呢，换句话问，这种错误是来自于作者对利他主义认识不足还是利他主义理想本身的问题呢？
回到那个时代，当潘晓来信被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时，当时的社会反响是十分激烈的，有许多知识青年都回信反映说自己处于相似的心境，相似的痛苦和挣扎出现在他们身上。当类似的情况发生一群人身上时，如果还将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个人身上，那么我们对个体的要求未免实在是太苛刻了。
如果这种错误不是个体原因，那么就是利他主义本身的问题吗？并不为然，作为一群知识青年，它们的价值观念是跟所接受教育方式是息息相关的。教育的失败，可能是教育方式的失败，也可能是教育所树立的事物本身的失败。我们先看看当时的人们是如何接受教育的。根据潘晓来信里的只言片语，里面提到“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重要的内容是“书里所描述的那样诱人”，这句话暗示着在作者和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里，他们是从书里获得这种利他信仰的，而且是描述性的内容。根据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理解，我想他们所利用的内容无非是一些无私无畏的英雄主义行为，以及一个利他主义奉行的社会是如何如何地好一类的内容。敢情，这算是教育吗？
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何尝不像是一种洗脑，类似于某些极端的宗教行为和营销活动。这种观念的植入是来自于情绪的渲染，来自于对英雄主义行为的追随和来自于从众心理的同流合污，而不是来自自己的深思熟虑和接纳，那么无论利他主义正确与否，它能够承担起它的角色，最后真正地成为每个人能够奉行的价值追求吗？显而易见，且不说利他主义本身的好与坏，这种教育方式本身就无法实现它所传递的内容的目的。那时候是如此，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接受教育的方式是不是还是一如当年呢？
那个时代的教育，以在人们心目中树立榜样和构筑愿景来获得一代代年轻人的支持和信任。然后，在年轻人成长成人之后，以一种反理想的方式承受着生活压力和心理打击两重重击。这不可谓不是失败的教育。作为今天的我们，是否也曾在自己这二十多年间里接受过类似的反现实的理想主义教育以及成年之后的反理想的现实打击，看看我们的教科书，一切都清楚明白不过的了。
教育是失败的，这种失败的教育，也许不再那么严重，但在当今的时代却依旧延续着。
那么，利他主义呢？
作者在他最后的反思里，陈述到自己的答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来试图解决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冲突和困境。然而，他这何尝不是无奈之举，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跨越——试图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求一条可以使它们和谐共处的道路。这并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作者还是在痛苦着。利他主义就像梗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刺，在每一个我们为自己着想的决定和行动中搅动得我们的不安，这也许是当代的中国给每一个中国的年轻人的一份成年礼物，一份无法推脱的礼物和一个难以改变的命运。
作为当今的青年，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活着，走下去。那么，是选择快乐的活下去，还是选择痛苦挣扎地活下去，我们不得不迫切地去思考这个问题。
抛开这些历史旧案，利他主义还是否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其次，除却这种单一的价值观，我们不得不再思考的是，生而为人，我们该以何为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