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战争是关系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的大事，对于开战之前的谋划，必须要高度的重视，并进行认真地探究，这其中蕴含着对关系社稷安危的战争问题必须谨慎处之，以及没有认真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不能随意兴师开战的慎战思想。古往今来，孙子的这些教诲一直被人们当作至理名言，世代尊奉。
一兵者，国之大事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是军民生死安危的主宰，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研究的。”
所以必须审度敌我五个方面的情况，比较双方的谋划，以探求对战争情势的认识。这五个方面，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才，五是法制。所谓政治，就是要让人民认同、拥护国君，使人民愿为国君不顾危险，出生入死；所谓天时，是指昼夜、晴雨、寒冷、酷热、四季更替；所谓地利，就是指征战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要与平坦，作战区域的宽广与狭窄，地形对于攻守的益处和弊端；所谓将领，就是要求将帅足智多谋、赏罚分明、爱护部属、勇敢果断、军纪严明，以树立良好的威信；所谓法制，就是指军队之组织编制的设立、各级将吏的统辖管理和职责分工、军需物质的供应和掌管。
历史上记载武王伐纣时“牧野倒戈”就是利用了人心的力量，让纣王的军队掉转长矛，敌我合一攻入朝歌，终于获得胜利，建立了周朝；关羽水淹七军用的是水，孔明草船借箭凭的是雾，周瑜火烧赤壁靠的是风；拿破仑、希特勒的百万雄师所向披靡，却抵挡不住莫斯科的严寒；秦国据函谷之险，抵御了六国的联合进攻；曹操在行军中规定，如果军士踩踏了老百姓的麦田，将处以死罪，后因自己违背了这一项规定，便割发代首来严明军纪，最后终于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孙子所说的“五事”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
哪一方的国君施政清明，哪一方的将领更有才能，哪一方能占据较有利的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有效的贯彻执行，哪一方的武器装备更为精良，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更为公正严明，根据这些情况就可以判断胜负的归属了。
孙子提出了用兵之前，决定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而要详细剖析这五个基本因素，探索战争的胜负形势，还要从“七计”中去推断。首先要看一个国君的政策是否能上下一心；其二要看双方的将帅谁的素质更好、才干更高；其三要看是否占据了更有利的气候条件和优越的地利环境；其四要看军队的纪律是否严明，其五要看武器的装备情况；其六要看部队是否训练有素，具有战斗力；最后要看奖惩是否公平。对这七计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后，才能判断谁具备胜利的条件，谁将获得战争的胜利。
在战争中，利用七计取得胜利的例子比比皆是。春秋战国时，晋武帝听说吴国的宫殿金碧辉煌，从这表面的繁荣，他看到了吴王的荒淫无道、众叛亲离。于是发兵，一举灭吴。吴主无道，自取灭亡，可见，君主的贤明与否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存亡。
刘邦在夺取政权后，曾洋洋得意地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所擒也。”刘邦任用张良、萧何、韩信而得天下，项羽不用人才而自刎乌江，所以，优秀的人才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
天时、地利、严明的纪律、优良的装备、善战的士兵、秉公无私的赏罚同样在战争中举足轻重。三国时的曹操非常强调论功行赏，他把每次作战得来的财物都赏给有功的将士，对于没有功劳的人从不滥加奖赏，所以将士作战都争着建功立业。公元207年，曹操打败袁绍之后，准备北伐乌桓和辽东，当时有将领反对。曹操坚持北伐，结果连遇阴雨，路途阻隔，粮草断乏，士兵疲惫，只好杀马充饥。后遭遇敌军主力，情况危急，曹操冒险督战，方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凯旋之时，曹操重赏了当初反对北伐的将领，认为此次冒险取胜只是侥幸，断不可再犯，这大大鼓励了部下献策的意愿与动力，最后终于建立了实力强大的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