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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就是文先生？”玛丽亚·儿玉瞪大了眼睛。
“先夫曾多次提起过您，说是几十年的好友，没想到......”可能觉着站在门口不是很礼貌，这个看上去远没有四十岁的女人，不迭把我让到了书房。
三面墙，阿根廷松的书架上密密匝匝挤满了书，沙发边也高高低低的堆着几摞。
“哦，对不起，让您误会了，我，我和我的父亲同名。几天前，从报纸上惊闻噩耗，特来吊唁，还请节哀。”我摘了礼帽，欠身致意。
女人比我想象的坚强，婴儿肥的脸颊稍显苍白，深深的眼圈泛红，说了些博尔赫斯临终前的情况。
“文先生，先夫交待过，这份文稿说是您父亲的，要我一定要亲手还给你们。”儿玉从身边的架子上翻出一个大信封，抽出里面的手稿确认了下，递了过来。
“先夫的中国朋友不多，您父亲应该是最谈得来的。就坐在这个位置，先夫总喜欢让我读《庄子》或者您父亲讲的那个故事给他听。
他还不止一次开玩笑说，您父亲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这眼睛和癌症要想好起来，或许只有您父亲才行......”
我没敢坐太久，房间里四处都是老朋友的影子。印象里那个坐在对面侃侃而谈，英姿飒爽，求知若渴的青年，现在只是墙上定格的一幅黑白照片，皱纹丛生，双眼微闭。
这些年满以为自己已经没了什么可以被触动的东西，我错了。
下午的阳光刺眼，出门过马路，街角的小店。
没有听从年轻帅气服务生牛排咖啡的推荐，只要了一杯红酒，一份沙拉，一把背风阴凉的椅子。
手稿十几页，宛若初见。
2
熟悉的字体，纸张颜色深浅不一。
已经有些泛黄破损的是1934年的第一版，不过三四页而已，当时几个中文音译的错误，勾勾点点仿佛昨日。
1953年的第二版，居然用了牛皮纸，有些卷边，内容变动更大，增加了开头的小段，细节丰富不少。
意外的是，这些年他还在修改，几张标准的A4纸写得满满当当，老博的想象力让我忍俊不禁。
“文先生，我有些疑惑，中华文明最讲究仁义礼智信，怎么您的故事完全背道而驰？”
“文先生，这个故事感觉好真实，可几百年前的种种，您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