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开国皇帝朱元璋身边名将荟萃，在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这些人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国后自然要论功封赏，产生了“与国同休”的勋贵家族，自然就产生了利益集团。随着洪武二十三年的李善长案和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开国勋贵们的势力得到削弱。
新君登基，推行“重文轻武”，勋贵集团不满
朱元璋去世后，因太子朱标早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我们从朱允炆上台后，年号“建文”就可以看出，这一朝与洪武朝的治国理念要有所不同，要实行新政了。
朱允炆重用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齐泰是进士出身，黄子澄则是高中过状元，方孝孺更是当世大儒，“读书人的种子”，自然是文官中的代表，上台后开始与新皇建文帝一起，致力于开创一个文治盛世。
“重文轻武”其实在朱元璋的洪武朝就已经开始，朱元璋积极拉拢士人，来制衡朝中勋贵，稳定朝局。但时间尚短，武将尚未被文官压倒。到建文帝上台后，从任命治国的三位文臣，就释放出转向“文治”的明显信号。为了快速转向文治，政策上将六部尚书由正二品提升为正一品，同时又大开科举，以至于被称为“秀才朝廷”。
若说这些操作倒是顺应了历史规律，但建文帝新帝登基，又资历浅薄，在政策最忌激进，应循序渐进。建文帝的操作无疑让武勋集团心生不满，他们一时是难以接受的，把他们给得罪了。埋下混乱的导火索。
两大集团势力交锋，靖难之役爆发
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等文官们都认为削藩是必要之举，应立刻采取行动，于是建文帝行动起来了。
削藩之策本没有错，错就错在执行上。一开始不集中力量，硬刚实力最强的燕王，反而挑柿子拣软的捏，给朱棣留出了足够应对的时间。
各方势力在这一轮大洗牌中开始站队，我们来看双方的力量对比。
建文集团这边是江浙地区的大批文官，与淮西出身的武将功勋们利益不同，治国理念也不一样。
而燕王这一方，自身战功赫赫，起兵前聚拢了一大批武勋集团势力，其中就有此前在战场上结交的诸多名将们。
我们再来看两人的婚姻：朱允炆的皇后是光禄寺少卿马全之女，而朱棣的王妃则是开国功臣徐达的长女。婚姻都是政治的延续，朱棣自然被武勋们看作是“自家人”。
最终的结果：靖难之役中，建文一方的武勋们出工不出力，偷偷放水。建文四年六月，朱棣兵临南京，建文帝宫中起火，去向成谜，朱棣登基，年号永乐。
朱棣登基继续北征，武勋势力加强
登基后，朱棣大封功臣，封公、侯、伯者有数十人，徐家更是出了一南一北两位国公。朱棣更改了朱允炆的政策，继续北征，武将们又有了用武之地了，又可以建功疆场了。
朱元璋时就曾多次发动北伐，并最终于捕鱼儿海之战彻底击溃北元主力，明成祖朱棣分别于永乐八年(1410年)、永乐十二年(1414年)、永乐二十年(1422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先后五次北征。
屡次北征，武勋们能够不断建功加爵，在永乐一朝，势力依然压倒文官集团。在靖难之役后土木堡事变之前，形成了皇帝与勋贵共治天下，文官居次位。
土木堡之变文武势力倒转
土木堡之变距离朱棣第五次北伐1424年才过去25年的时间。土木堡之战不仅导致京营主力和功勋、武将集团出现严重断层，就连明英宗自己也沦为了瓦剌俘虏，阵亡武官勋贵包括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大明王朝武勋集团一代精英阵亡，对于世袭罔替的家族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首先声明，我不持土木堡之变“文官阴谋论”观点，只是以文武集团的此消彼长来看这段历史。土木堡之战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皇帝朱祁镇这点是确定的。王振进退失措、指挥不当责任也跑不了。
话说回来，死在土木堡的文官比武将勋贵们只多不少。但我们都知道世袭罔替靠血缘传承的武勋，功绩是靠家族几代人数十年的积累，一旦突发变故，就会出现中断，重新崛起很难。文官靠着科举进身，发迹时间短，家族可以迅速崛起，后续有着更多的“生力军”作补充进来。
随着王朝建立后局势进入到平稳期，文官逐步崛起最终超越武勋，执掌朝堂是历史规律。但朱棣多次北征，武勋集团力量未被削弱，反而能够不断累积战功。仁宗宣宗两朝，处于承平年代，文武交替已在循序渐进地发展，皇权，武将，文官三者是制衡状态。而“土木堡之变”无疑是踩了一脚油门，加速冲出去，打破了三者的平衡。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等大臣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擎天之功，抬升了明朝的文官集团，自此之后开始迅速崛起，而武将、功勋集团则就此失去了对朝政的影响，就慢慢被文官集团超越了。文官集团时常拿土木堡之变从制度上压制武将勋贵一方，也是光明正大的理由。
这一过程发展到明朝中期，文官集团彻底掌控朝堂的话语权，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皇权就感到了压制。于是皇帝就祭出了历代所用的法宝：扶植宦官集团，抗衡文官集团，巩固皇权。明朝中后期的阉党和文官集团党争现象，一直到南明灭亡才彻底结束。
最后总结：
从“尚武”到“尚文”的转变，面对文武之间必然的利益之争，具体操刀的人要有成熟的战略眼光，高超灵活的手腕，善于平衡的政策，能够妥善处理各方利益，非一般人可以驾驭。最后只能说，凡事预则立，不可激进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