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偶尔的会在夜里三点多钟莫名醒来，且清醒异常。没有了睡意，便会靠起身来打开床头灯看书。有时会看到四点多钟，又困倦起来，便随手放下书复又睡去。

而今夜又一次三点多钟醒来，靠起身打开灯后，突然想起了昨天儿子来看我时的情景。

儿子午饭过后来到我的小屋。他靠在我的床上玩手机，我坐在桌前写关于香蜜贾堂主的文字。娘儿俩虽无言，却随意自在。

傍晚准备一起去吃晚饭之前，娘儿俩又回到了曾经的美好时光。儿子把头枕在我的腿上，我一边给他掏耳屎，一边叫着他“臭猪”，儿子回应我的依然是“肥娘”，我若叫他“又臭又懒的猪”，他便一定回我“又老又丑的娘”，这是我们娘儿俩之间的昵称。娘儿俩聊着天，就说到了儿子即将到来的十九岁生日。

每年快到春节时，人们便开始习惯用阴历来计算日子。而阴历和阳历每隔十九年便会重合一次。今年的春节与十九年前的春节完全一样，我是在月子里度过了当年的春节。

看着枕在我腿上的儿子，我一边用手揉弄着他的头，一边说：怎么就长这么大了，折成两截儿也抱不到怀里了。儿子回说：你的臭儿子这么大了还这么傻，什么时候能真正长大呢。一句话说得我满心酸楚，虽然仍然满脸带笑，我心里却为自己曾经给儿子的压力心疼不已。

做为父母，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快乐的，然而快乐的标准却千差万别。此刻夜深人静，我睡意全无，想起了十九年前的此时。

1999年的元月25日深夜，也许就是在这个时辰，腹部突然袭来的阵痛惊醒了我，醒来的我发现已经见红了。

坚持到26日清晨，爱人送我到了医院，住进了当时最好的病房，安顿好一切。我忍着腹部时有时无的痛，为了有力气生产，专门到和平饭店大吃了一顿。

谁知26号整整一天，儿子在肚子里时不时地伸展一下，却并不急着出来。就这样，在朋友们得到消息，纷纷带花来探望时，却见我稳坐病房，依然是准妈妈身份。

到了27日仍然如此，直到27日晚上，阵痛加剧进了待产室。整整一夜，待产室里四个女人此起彼伏的哎哟声，辗转反侧时的哼唧声，还有一位不停地下床蹲下，被医生不断的呵斥声。就这样折腾到了28日早晨，四个女人都精疲力尽，却没有一位进了产房。

倒是后来一个年纪很轻的女人，穿着一件A字型的短大衣，斜挎着一个小包，头发盘成一个高高的发髻。进了待产室检查后就直接进了产房，我们依然还在哎哟着的时候，听说她已经生产完了。后来得知她刚刚21岁，我们不由得感慨还是年轻了好啊，像我这样已经29岁的产妇在当年就算是大龄的了。

疼痛一阵紧过一阵，往日自诩耐疼力极强的我疼得也不由自主地流泪，而那时我们都坚持选择顺产。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下午的五点三十五分，随着儿子的破门而出，那种难以名状的疼痛便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撕裂伤的痛。

生产结束时正好是下班时间，我也是那天四个生产女人中的最后一位。当我还躺在产床上时，医生护士们一瞬间竟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冬日的产房虽有暖气，然而刚刚生产完的我却觉得浑身发冷，偌大的产房就剩我一人高高地翘着双腿孤单单地躺着。

我一边感到口干舌燥，一边感觉孕育儿子的生命之门似乎还在汩汩地涌出热流。直到我听到长长的通道入口处那扇弹簧门的响声时，才用尽力气拉着长音喊：大夫～大夫～

走进产房的大夫问：怎么了？我说：我想喝水。“等着”。不多会儿，一杯水送到我的手边，却是烫的难以入口。大夫正要离开，我又喊：大夫～ “又怎么了？” “我感觉有热流涌动。” 大夫查看了一下，没出声，却出了门。

不多时，几个医生走进来，一位年长的医生给身边的几个年轻人一边讲说着，一边给我补缝了一针，我竟然成了活生生的教学案例。

当我终于被推出产房，推进病房时，已经是七点多钟了。那一刻，我依然恍惚于自己身份的改变，我竟然已经是一个母亲了，我是娘了，我是我儿子的娘了。

如今我已当娘十九年了，却依然在摸索着这个称谓应尽的职责。曾听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父母是一份职业性很强的工作，可是我们很多父母都不专业。

据说德国母亲有一份详尽的岗位说明书，其中有62条德式教育规则。我不知道与其对照的话，我是否算一位称职的母亲。但我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努力学习着，也一直希望提高自己的专业度。

一直以来，我都不屑于女人因为生育便自以为伟大的说法，也反感于将母爱的无限放大，更痛恨以那种所谓的“我都是为了你好”的爱给予孩子的伤害。

与其说母爱伟大，不如说是孩子给了一个女人当母亲的机会，伟大的是被迫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

今夜莫名醒来，不知是十九年前的记忆，依然甜蜜地回荡在内心深处，还是昨天儿子问我的问题，无形地萦绕在我的心中。

我不知道儿子未来的生活将会是怎么样的，我只希望他能活成他想要的样子，就是一种成功。

英国著名心理学家西尔维亚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对孩子的爱。

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地做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你就越成功。

我愿意给儿子这样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