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搬的住处临街，搬进来的第一天忙到零点才躺下来，轰隆的车流从床前滚过，我幽幽地想，生活果真是定时不定时换个地儿继续受罪。睡眠差，尤其怕吵，临街的房子以前是不考虑的，但是没办法，某友说，事事尽如人意，人类就不需要烧香了。
二楼的房子，窗下是公交站，住了几天，夜夜在汽笛声中切换着梦与梦，清晨的早班公交车也比闹铃更早将我唤醒。烧香未必有用，只好泰然处之，有天晚上在床上看一本悲伤的小说，传来“XX烧烤”的声音，泼辣生鲜，才觉得也算不坏。
市声是这样，既恼人，有时也拉人一把。刚毕业住在城中村，住在一条巷子的尽头，那条幽深的巷子据说发生过凶杀案，路灯时好时坏，夜色灰暗。城中村是这样一种存在：没有它，更多的人无法靠近城市，有了它，更多的人明白自己只是在城市的边缘。楼下的小卖铺夜夜聚众打麻将，无法入睡辗转反侧，愤懑之余也百无聊赖地想，老家也这样吧？留守的人们除了打麻将，还能干什么？有一次在洗手台前洗脸，听得楼下有自行车经过，用闽南话喊着“回收破铜破铁，坏自行车坏摩托车旧电视机”，探头看去，一个老头缓缓而过，好像童年缓缓而来。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市声”除了“馒头包子”就是“回收破铜破铁，坏自行车坏摩托车旧电视机”，离家多年再相逢，觉得住在城中村也不算太坏。
后来搬到一个临近高架桥的小区，看房时并未留意，晚上歇息才发现，大货车彻夜不息。朋友来访听我抱怨，诧异地说，那么远的桥你也听得到？！不仅听得到轰鸣如雷，晨起连小区门口临时菜摊的叫卖声都听得清楚呢。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一文里写道：“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的琐屑的回忆反而渐濒亲切明晰起来。”我在16楼，也听得分外清楚。向人抱怨这城市的喧嚣像在床前似的，多半被视为我这个人敏感衰弱，只好到祖师奶奶的文章里寻找安慰。
但是祖师奶奶“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我相反，听见电车响就睡不着觉。我小时候在乡下是听着风声雨声和狗吠入睡的，在城里我的睡眠处于“等晚班车下班后再睡”的状态。但其实，城市是没有夜深人静的时候的，有几次加班到很晚，从外面回来，固然是人影疏浅，那洪流一样的背景音也并没有少。搬到现在的地方以来，每晚熄了灯捧着手机看书，等待夜的洪流退去，好像等待大海退潮，急不得。
心气静下来，就会听见“XX烧烤”，“烧烤”两个字凭着鸡尾酒会效应，清晰入耳，前两个字侧耳细听也听不清。白天出门特地留意，原是“聚缘烧烤”，在菜市场门前。聚缘烧烤的叫卖声是个女声，要我说，大概是湘人或川人，总之声音里透着辣味，再想想刷着辣酱的烤串和铺满辣椒的烤鱼，睡眠障碍的衰弱也好了大半。
但是心气平静，身体未必不抗议。前室友知道我怕吵，听说我住到了临街的地方，关切说，怕是睡不好吧？不过久了会习惯的。习惯有时候是一种毫无办法的妥协，既找不到闹中取静的所在，戴耳塞也不能适应，只好习惯。前几日读到一篇小说，丈夫常年打呼噜，妻子已然习惯，直至某日丈夫出差，妻子在鸟鸣声中醒来，独享一夜酣睡和清早清幽后才知道自己并不习惯——“感受到幸福以后，才察觉到自己不幸”——丈夫出差归来，照例鼾声如雷，“在一个清晨醒来，仇恨突然而至”，妻子谋杀了熟睡的丈夫。这个黑色故事有一种冷幽默，叫人胆颤又叫人抚慰，让人觉得，在日常生活的深渊里，摇摇摆摆要掉下去的样子虽然惊骇也颇为滑稽。
但是睡眠时间以外的市声，我颇为享受。窗台下公交站旁，有人拉着敞篷的小货车在卖西瓜，听见他们闲聊，倚窗望去，只见破开的西瓜躺在一车西瓜上，红的红，绿的绿，头上的紫荆花零零落落，乃夏日消暑美景。偶尔听见穿蓝色校服的中小学生在公交站边等车边嬉戏，若无闲事挂心头，连偷看小朋友打闹都是乐趣。
公交站对面过去200米是菜市场入口，在一排商铺的地下层，入口稀稀拉拉几个夜市常见的摊子，几棵大树，其隐蔽令我这个常住客都意外。自打知道有个菜市场藏在不远处，清晨醒来似乎也能听见拉拉杂杂的菜市场市声：买菜、唠嗑、寒暄，市井得很，亲切得很。
下雨天，奔流不息的都市洪流又不一样。梅雨久久泡过，城市像久病不愈，令人萎靡，好处是轰鸣喧嚣的市声静止了，换上雨声潺潺。祖师奶奶说听涛声比市声高雅，自然的涛声首先要住在海边，就算没有更高雅，也怕更昂贵。雨声和涛声不一样，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而且免费。雨夜能睡得更好，沉沉的睡意，归隐一般。细想来，雨声总是更有节律，不像汽笛，天马行空，空降而至，扰人清梦。
进入暑夏，雨季也结束了。搬家前是永无尽头的雨天，那时候我住在一栋简陋的公寓里，到处找房子，焦躁不堪，雨点敲打门窗和大地的声音，好像温柔的安眠曲。搬家后只下过一场雨，整夜雨势汹涌，取代了喧哗的市声。我沉睡了一夜，“在一个清晨醒来，幸福突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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