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知不觉中，第二支烟也燃到头了，途中光顾着发呆，结果也没吸上两口。我摸出烟盒，发现里面已经空了，“啧——”

        楼下就有自动贩卖机，坐电梯上下，花不了五分钟，但我远远地看着天台大门，就是不想动。

        三年前，我也遇到过相似的事情。

        外套和领带叠得整整齐齐，皮鞋也擦得油光锃亮，只是在临走前，无论如何想再吸一支烟，很不巧的是，烟盒里的最后一根在前一晚被抽掉了。

        那天晚上，为了筹划自杀的事情，我在阳台上趴了半宿，香烟一支接着一支，等回过神来，烟盒已经空了。心烦意乱之下，我根本没想去买，倒头就睡着了。

        千算万算，竟然漏掉了香烟，这让我很恼火。外套和领带懒得穿了，我匆匆登上皮鞋，准备下楼去买，谁知道忙里出错，把一只鞋踢到了楼下。

        “晦气。”我哀叹一声，穿着仅剩的那只皮鞋，慌慌忙忙推开了天台的大门。

        门那边是一张陌生的女性面孔，我们都吓了一跳。她穿着公司制服，留着齐肩短发，手里拎着高跟鞋，两只脚都光着。

        “啊，你是——”“有烟吗？”

        我们同时开口。然后她开始哧哧作笑，“这么狼狈，就为了下去买包烟？”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咕哝道，“有没有烟，没有就劳烦你让一下。”

        女子摸了摸外套，还真掏出一包来，“女人抽的，要不要。”

        “我不喜欢低焦油的。”嘴上这么说，我还是接了过来。

        我回到天台，她也跟了过来。看见地上的外套和领带，她应该猜出来我要做什么了，不过她没有问，也没有明显的反应。

        我几口抽完一根，觉得不过瘾，又点了一根。女子要了一支过去，摸了半天没找见火，我便替她点了烟，“带烟不带火，你够有意思的。”

        “昨晚落在阳台上了。”女子叹了一声，“晦气。”

        听到这句话，我盯了她许久，她皱眉道，“你看什么。”

        “我觉得，我们挺投缘的。”“恶……这是搭讪？”“听着像吗。”“好土，三十年前的手法了。”“三十年前还没有你吧。”“真不巧，三十年前刚好有我。”“这是自报年龄？”

        “看你怎么想了。”女子把抽到一半的香烟甩了出去，拖长了声音喊道，“当——”

        我假装没看见，继续抽烟。过了一会，她嘟囔道：给点反应啊！

        “……你刚才在干什么。”“我在模仿烟头坠地的声音。”“有意思吗。”“这话该我来问！”

        我微微一怔，忽然笑了起来，她以为我在嘲笑她，羞恼着要我也表演一次。

        “喂，别闹——要掉下去了！”

        坐在天台边推搡是一件让人心惊肉跳的事，不过我们都莫名笑得很欢快。我拗不过她，也把烟头扔了出去，嘴里嚷嚷道：噗——哧。

        “哈哈——”女子笑得合不拢嘴，“这是什么，放屁的声音吗？”

        “再笑，我就把你蹬下去。”“你自己还不是在笑！”

        有吗——我摸了摸脸颊，嘴巴确实咧得很厉害。

        我好想找一面镜子，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从两年前开始，每天起床我都会对着镜子笑，我把它看成是预防病毒的大事，尽管没有什么依据。

        我想把此刻的样子记下来，作为以后练习的参考。

        闲聊了一会，我才知道她跟我在同一个部门上班。我辞职那天，她正好来公司，我复职那天，她刚好休假。

        快天黑的时候，我才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做。

        “什么事？”她问我。我当然不能说是自杀，“吃饭。”

        她笑个不停，说世纪末日都来了，你还满脑子想着吃饭。

        我邀她一起吃饭，她欣然同意，但是地方得让她来挑。

        她选了一家西式餐厅，里面的客人寥寥无几，服务员靠在墙上昏昏欲睡，钢琴手配合地弹着孤独的催眠曲。

        她点菜很快，看样子是这里的常客。等菜的时候，她倾过身子，低声说她认识这家店的老板。我问她干嘛偷偷摸摸说话，她说因为这是秘密。

        她时常会冒出一两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我差不多快适应了。

        我想了一会，恍然大悟，压着声音说道：你们是那种关系啊。

        “哪种关系？”“就是……情人。”

        “你说什么呢！”女子好像很不高兴，“我看上去是那种人吗。”

        “你们不是秘密朋友吗。”

        “秘密朋友就是情人？”女子愈发不悦，“我只说我认识他而已！”

        之后的十多分钟，我们都没有说话。我撑着脑袋望向窗外，她拿着叉子时不时地戳餐布。菜上来之后，气氛有所回暖，她很快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兴致盎然地评点味道。

        吃到一半的时候，她忽然放下刀叉，问我想不想唱歌。

        我一听懵了，“一会去歌厅？”

        “不是，就在这里。”她用纸巾抹了抹嘴巴，手指指向钢琴，“那里有话筒，看见没有。你想不想唱？”

        “这……”我有点跟不上她的节奏，“还是算了吧。”

        “我想唱。”说完，她就一个人跑了过去，跟钢琴师讲了几句什么，抓起话筒朝我一笑，“我开始咯——”

        钢琴声一起，我就怔住了。她唱的是《symphonie》，虽然我不懂德语，但我知道这首歌。从初中、高中到大学，这首歌陪我走过了十年时光。

        我整个人都沉浸在旋律当中，感觉时间一点点变缓、停滞，世界急速收缩，只剩下这一间西餐厅，昏暗的灯光，从容的琴音，还有悠远的歌声。我能感觉到，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情绪在渐渐苏醒，身体像是干渴已久的枯木，睁开了充满欲望的眼睛。

        如果这首歌再久一些，我也许会情绪泛滥——想想就觉得可怕。

        唱完之后，她笑嘻嘻地回到桌边，“我唱得怎么样？”

        “令人惊异。”我说道。

        仿佛是在应和我的观点，远处传来了稀稀落落的掌声，我看见钢琴师竖起大拇指，朝这边微笑。

        趁她回敬谢意的时候，我擦了擦额头，全是冷汗。

        晚上，我们睡在了一起。

        入睡的时候，她很安静，到了半夜，忽然开始冒汗，发抖。我试着推了推她，反而让她更难受了。无奈之下，我只能取来毛巾，给她擦了汗，又换了一条薄被子。

        还是无济于事。折腾到天快亮的时候，她总算有些好转，我累得不行，一头倒下去，转眼就睡着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才醒过来。卧室里没人，客厅的桌子上摆着饭菜，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记得吃饭”。

        我把纸条揉成一团，正要扔掉，厕所方向传来声音：好过分，我辛苦写的纸条，你竟然就这么扔了！

        扭头一看，她刚好洗完澡出来，身上裹着浴巾，头发还是湿的。

        “不是还没扔么。”我咕哝着，把纸团重新抻开，放回桌上，“你人还在这里，留什么纸条。”

        “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起床啊。”她走到桌边，捡起纸条扔进了垃圾桶，“嘿嘿，吃饭吧。”

        “你能扔，我为什么就不能扔？”“因为是我写的纸条咯。”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她，便拿起筷子，往嘴里送了一口菜。“怎么样？”她投来期待的眼神，“好不好吃。”

        实话说，很好吃。

        “不错，”我应了一声，“你做的？”

        “不是，我的叫的外卖。”她嘻嘻一笑，跟着坐了下来，头发不吹，衣服不换，就这么开始吃饭了。

        吃过饭，她问我下午做什么，我说睡午觉，她很诧异：你不是刚起床吗？

        “午休是我的习惯。”我没说昨晚折腾的事情，“下午不睡，晚上没精神。”

        “嘻嘻——是想着晚上的事情呀。”

        “咳，咳——”我正好在喝水，差点被呛到，“你胡说什么呢！”

        “干嘛，我又没说错。”“……你晚上还在这睡？”“不行吗。”“……随便你。”

        睡觉的时候，她就坐在旁边看电视，等我睡醒了，她还盯着电视屏幕。

        节目是一个心理讲座，简单的布景，三尺见方的台子，和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那是随处可见的栏目，守在电视机前面，一天能听到四五个这样的讲座。

        我眯着眼听了一会，他在呼吁大众重视对心理疾病的药物治疗。在他看来，肆虐全球的情绪病毒，并不是情绪问题，而是生理疾病。强烈的情绪波动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所以心理辅导只能治标，药物治疗才能治本。他例举了几年前流行过的抑郁症，那是在情绪病毒之前曾经困扰很多人的生理疾病。

        讲到途中，我认为他还算有些见地，谁知道节目忽然插播药物广告，“啪嗒——”电视立刻被关掉了，她将遥控器扔到一旁，仰面倒在了床上。

        “为什么不看了。”我问她。

        她转过头，才知道我醒了，“不为什么。”

        沉默了几秒，她忽然坐起来，“你想看电影吗？”

        我大概有两三年没进电影院了。新电影很少，而且场次不多，我们早早地进了放映厅，挑了正中央的位子坐下。距离电影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偌大的放映厅里，连同我们在内只有四个人。

        没有饮料、食物，坐着实在无聊，她便讲起一部让她印象很深的电影。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部电影。剧情大概是海啸引发了地震，城市变成废墟，主角一家被掩埋在地下，亲人陆续死亡，只剩下父亲和儿子两个人相濡以沫。当他们终于找到生路的时候，食物却只够让一个人逃出去了。

        电影的最后一幕，是一个浑身破烂、乱发披肩的男子从废墟中爬了出来。他迎着夕阳，留下了一个凄凉而悲壮背影。

        电影上映之后，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大多数人分成两派，争论最后爬出来的人是父亲还是儿子，剩下一些人认为是谁不重要，让人感动的是主角一家顽强求生的精神。

        讲完之后，我以为她会问我对电影或者影评的看法，没想到她提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问题：是什么支撑着那个男人爬出了废墟。

        “不要说求生欲，”我还没回答，就被她封住了嘴，“也不要说责任。我已经听腻了。”

        我顿时明白她想问什么了。

        家人悉数离世，城市里只剩他一个活人，他依然选择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求生欲代表本能，责任代表理性，抛去这两点，我很难想到其他答案了。她似乎也没有急着要我给出答案，见我沉思很久，接着说道：“看完电影那天，我在最热的评论下面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我才没那么傻。”她不屑地咧了咧嘴，“我问的是：如果镜头给到正脸，他会是在哭还是在笑？”

        “结果呢？”“一半人骂我没有看懂电影，另一半人说当然是笑着泪流满面。”

        “也许导演就是想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我如此作结。

        她不太满意。她说，无论可能性有多少种，现实只居其一。我说她有点钻牛角尖，她立刻骂我庸俗不堪，像一部陈腐的复读机。

        气氛变得很僵。还没等电影开始，我们就离开了电影院。路上，谁都没有说话。

        到家后，我们立刻开始做爱。睡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肚皮咕咕作响，才想起还没吃晚饭。

        她趴在我身上，一本正经地问我：你说，我们是不是都有病。

        “哪种病？”

        她戳了戳我的胸口，“心里有病。”

        我没有回答。她翻过身子，平躺在床上，“不止我们，大家都有病。”

        “包括死掉的那些人？”我问她。

        她愣了一下，忽然兴奋地坐了起来，“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哎！”

        撑着脑袋想了一会，她凑了过来，“因为有病，所以死掉了；因为有病，所以还活着。你觉得是哪种？”

        “一般来说，是前一种吧。”

        “对，你说的没错！”不知为什么，她好像很开心，“有病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实话说，我完全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又或者想通了什么。我也不想去问。

        这天晚上，她的睡眠依然很糟糕。出汗，发颤，手脚冰凉，直到后半夜才有所好转。

        第二天，我问她晚上是不是在做恶梦，她一脸困惑地看着我，说自己晚上睡得很死，不记得有做梦。

        之后的一个月，日子平淡无奇。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家，中午就在天台一个人抽烟。她像只寄生虫一样赖在我家里，除了吃饭就是在床上躺着，偶尔发出几句耸人听闻的言论，大部分时间只是盯着电视屏幕发呆。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们正躺在床上看电视，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通话时间不长，她在整个过程中只“嗯”了一声。挂掉电话之后，她缓缓转过头来，我看到了一双空洞的眼珠子。

        “来做爱吧。”她面无表情说道。

        “为什么。”我抬手看了看表，“时间还早——”

        话没说完，我就被她按倒在床上，她顺势骑了上来，双手死死抓住我的肩膀，嘴角微微上浮，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我被她勾得心头热起，翻身就把她压在了下面，她脸上闪过一丝惊恐，很快又被诡异的媚笑代替了，“用点力，小家伙。”

        “马上就让你笑不出来。”我粗暴地扯掉她的内衣，撇开她的双腿，重重地撞了上去。

        没有任何前戏，实话说，很疼。

        她咬着牙齿，紧绷着脸颊，笑着嘲讽道：“就这点，能耐……吗？”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挑衅，但我确实来了兴致，连续的几次抽动，很快就撕碎了她的假笑面具，她脸上的肌肉扭曲在一起，拼成了一张痛苦而骇人的表情。

        但她嘴里却不停喊着：用力，再用力！

        像是怕我逃掉一样，她用双腿死死扣着我的身体。

        疼痛很快就被莫名的快感所吞噬，我感觉身体渐渐开始不听使唤，胸口涌起难以抑制的冲动，我一把将她揽进怀里，双手死命绞在一起。她痛苦的呻吟带上了哭腔，我却变得更加狂躁和亢奋。

        整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多久。

        完事之后，我一头趴在床上，身心渐渐平静下来，感觉自己像一头蠢猪。

        她脸上还挂着泪水，但是早就不哭了。我伸手替她擦了泪水，低声说了一句“抱歉”。

        她转过头，怔怔看了我一会，莫名回了一句“谢谢”。

        这天晚上，她睡得很香，安眠到了天亮。

        几天后，她收拾起自己的衣物，说要出一趟远门。

        我问她打算去哪里，她摇头，说还没有想好。

        我沉吟了一会，说道：让我考虑考虑。

        她抿着嘴笑，“你拦不住我的噢。”

        “干嘛要拦你，”我回道，“我在想要不要跟你一起去。”

        她一下子笑了出来，“谢谢……不过，我想一个人去。”

        虽然相处并不长，但我知道她是一个想到什么就会立刻去做的人，所以我并没有多说什么。送她出门的时候，她坚持要在门口告别。

        “我可以送你到车站。”“不，我怕到时候就走不掉了。”“为什么？”

        “你说呢？”她俏皮地眨了眨眼睛，盯着我问。

        我挪开了视线，“那就不走好了。”

        “你不希望我走吗？”“……反正我也拦不住你。”

        “……嗯，也对。”她落寞地笑了笑，“那就告别吧。”

        我点了点头，祝她一路平安。

        她没有回话，沉默了一会，问道：我走之后，你一个人能行吗？

        “有什么行不行的——”说到一半，我又改口了，“总比现在清静些……”

        她咧了咧嘴，“别再一个人去天台了。”

        “我只是去抽烟而已。”“烟也最好戒了。”“你有立场说我吗。”“嘿嘿……”

        笑过之后，我们四目相对，都没有说话。

        “抱抱我。”她说道。

        我微微一怔，张开双臂，上前一步，她却退开了，“还是算了吧。”

        我想问为什么，她却转过身，推门离开了。

        连一句像样的告别也没有。我叹了一口气，目送着她消失在楼梯拐角。

        她离开之后，日子就像一粒坠入深潭的小石头，很快变得平淡乏味起来。

        起初，她会时不时地发来消息，有的在白天，有的在深夜。我不喜欢随身带着手机，消息回得晚了，她会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没倒过来时差。

        后来，我们的联系渐渐稀疏，等到有一天，我掏出手机想给她打个电话，惊然发现上次联系已经是一个月前了。

        犹豫半天，我拨通了电话。响了很久，那头没有人接。我盯了一会屏幕，把手机放了回去。

        时近年末的时候，我请了一个长假，准备去海边旅行，然后顺路回老家。

        火车上，我没有找到一个愿意陪我打牌的人。对面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我尝试着跟他搭话，他有点爱理不理。

        不知为何，我想到了上次跟我抽鬼牌的那个小伙子，他当时讲了很多故事，引得周围人都凑过来听。于是我学着他的口气，把故事套在自己身上讲了出来。

        小青年脸上的无聊很快就变成了惊愕，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打断了我：大叔，你是打算寻死吗。

        我觉得莫名其妙，说我只是想讲一会故事。

        他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我问他为什么觉得我想寻死。

        “想要自杀的人，才会这样喋喋不休。”他说。

        我猛然怔住，许久没说出话来。

        下火车的时候，我回过头，正好撞上小青年的视线。他欲言又止，表情很快就变成了惯常的无聊。

        路上拦了两辆出租车，司机一听我去海边，扭头就走。无奈之下，我搜索了一家距海比较近的旅店，告诉第三个司机我要去那里。

        司机一路不说话，目光却时不时地瞟后视镜。我被他盯得不自然，索性开口说自己是去探亲的。司机明显松了一口气，笑着回道：“最近旅店生意不好做了吧”。

        我“嗯”了一声，说总是担心客人入住的目的。

        司机连连点头，说现在自杀的人越来越多，作为店主，真是不好直接问客人。

        我露出了好奇的表情，问：自杀者有这么可怕吗。

        “当然了。”司机立刻说道，“你哪知道他们是不是感染了情绪病毒。病毒是会传染的，情绪也是。要不然，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我无言以对。

        下车之后，我戴上帽子、墨镜和口罩，徒步走到了海边。

        这片海距离老家已经不远了。小时候，母亲常常带着我来这里出游，有时候下海戏水，有时候只是沿着海边散步。母亲很喜欢大海，直到前些年，还惦念着要我陪她再来一次。

        不过情绪病毒蔓延之后，人员聚集的场所大都关闭了，海滨浴场也不例外。上次就听母亲说这里今非昔比，实际到了一看，情况远比想象的还要糟。

        偌大的海滩上空无一人，长长的堤坝一直蔓延到天边。我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也不想抽烟，就是静静地望着大海。

        为什么自杀的人会来海边呢。我想不明白，也怕想明白。

        殒身在大海里，会比其他地方更有意义吗。

        我叹了口气，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样诗意。

        摸出手机，看见一条未读信息，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我回来了，你在哪里。

        冷冰冰的文字，读不出任何感情，我却感觉到了从心底涌上来的期待。

        我毫不犹豫地拨通了电话，心里却有点忐忑。但是当那头声音响起时，一切不安都化作青烟，吹散在了海风中。

        “我没有钥匙，进不了门——你不在家？”

        我笑着咕哝了一句：回你自己家去啊。

        “好哇，千辛万苦来找你，你说这种话——我真的要走了。”

        “……我在外面。”“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抬手看了看表，“晚上吧。”

        回车站的路上，我连续被四五辆出租车无视了，最后才想起墨镜和口罩忘了摘。

        火车上，我一直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对面坐着一个几岁的小孩，在他妈妈身上爬来爬去，妈妈假意去捉，他便爬得更欢了。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现在还能见到十岁以下的孩子，真是稀罕。

        妈妈的脸色忽地一暗，假装没有听见，手却敏锐地抓住了小孩的脚踝，没再让他乱动了。

        我扭头去找说话的那个人，可是大家脸上的表情一模一样。

        就像车窗上映着的我那张脸。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整栋公寓又黑又静，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巨人。

        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

        站在楼下，我跟巨人默默对峙着。兴致就像随着海浪翻出水面的小鱼，还没来得及吸上几口新鲜空气，又“扑通”一声，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海。

        我又打了一次。铃声快结束的时候，电话那头有反应了。

        “……我睡着了。”“哦。”“你到家了？”“嗯。”“现在几点？”

        我下意识地抬起左手，却没有看表，“很晚了，你睡吧。”

        我把电话摔在地上，转身离开了公寓。

        早知道，就呆在老家好了。

        我一脚踹在路边的垃圾箱，恨自己是一个如此害怕寂寞的人。

        我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酒吧，倒头就呼呼大睡，直到服务员推醒我，告诉我天已经亮了。

        “天亮就不做生意了吗。”我还没有睡够，语气有些暴躁。

        他指了指我面前的杯子，里面只有半杯白水。我气恼地掏出钱包，“啪”地拍在桌子上，“随便什么酒，给我来一瓶！”

        服务员盯了我一会，淡淡回道，“先生，白天不营业，你晚上再来吧。”

        被赶出酒吧，我在街上一直晃荡到中午。随便吃了点东西，也不想回家，就坐在楼下的公园里，望着远处的天空发呆。

        傍晚时分，我像个大病初愈的病人，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门口靠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看见我之后，气冲冲地走了上来，问我去了哪里。

        我没有搭理，默声从她身旁走过，她又跟了一句：打你电话也不接。

        “电话掉了。”“我才不信，昨晚不是才打过？”

        我掏出钥匙，却发现门并没有锁。

        我怔怔转过头，“你有钥匙？”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皱着眉头问道：你自己给我的，忘了？

        一时间，我很想笑。想笑的事情有很多，却不知道从哪件笑起。或许是看见我的样子有点奇怪，她靠过来关切道，“你没事吧？”

        我摇了摇头，开门进屋，不料脚下一绊，“哐”地摔在地上。

        “啊——我把包放在门口，忘了收起来了。”她叫了一声，赶紧过来扶。

        却被我制止了，“不用了。让我睡会。”

        之后一连数天，她都拿这件事笑话我。她说我狼狈得像个流浪汉，问我前一晚为什么不回家。

        “都走到楼下了，为什么不上来？”她对这件事兴趣盎然，“你以为我回自己家了，所以生气了，对不对？”

        我不愿意回答，把她的脸推到了一旁，“要你管。”

        “那手机呢，真的掉了？”“掉了。”

        她也不接话，盯着我嘿嘿作笑，我扭过头不理她，她便说：像你这样喜怒形于色的人，现在不多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那些控制不住情绪的人，基本都感染病毒死了。

        “像你这样的，也不多了。”我反驳了她一句。

        “是啊。”她坦率地承认了，“为什么我们偏偏活了下来呢。”

        若在十年前，她说这种话，周围人会认为她不正常；但是现在，恐怕大多数活着的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前些年，电视上有人公然讨论这个话题，结果民众激愤，闹得沸沸扬扬，现在情况截然相反，是个节目就会谈及，但是已经没人想听了。

        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我问起了她的看法。

        她愣了一下，“你真的想听？”

        实话说，我不想。但我只能硬着头皮应了一声。

        她说，她能安然活下来的原因，是她不是正常人。

        她性格孤僻，从小到大，跟周围人的关系都很冷淡。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朋友。

        “高中时候，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她回忆道，“她跟我不一样，外向、活泼，惹人喜欢。我把她当成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并不是她唯一的朋友，在她无数个朋友中，我在排在倒数的。”

        相处三年，她并没有变得和朋友一样开朗，但是她成为了一个出色的倾听者。朋友什么话都跟她讲，包括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

        “我曾经问她，为什么这样信任我。她说，‘因为你让我感觉安心’。”

        毕业前夕，朋友找到她，哭着求她帮一个忙。

        “她被男朋友甩掉了。她一边哭，一边讲他们交往的经历。那些话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我还是耐心地听她讲完。我问她，‘你要我帮你做什么？’她说，希望我去跟她男朋友交涉，请求复合。”

        在她看来，这是很稀松平常的请求，所以她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在她男朋友那里，我听到了不一样的故事。”她停顿了一会，似乎在回忆细节，“她男朋友说，提出分手的人其实是她。”

        她追问缘由，对方却不肯说。无奈之下，她又回去问朋友，这一次，朋友只是哭，问什么都是摇头。于是她再次找到男生，“要怎么做，你才同意复合。”

        反复数次，男生终于开口了，“只要你跟我上床，我就跟她复合。”

        听到这里，我惊得坐起了身子，“三角恋？”

        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我那时候，在女生当中丝毫不起眼，他没可能看上我。他要我跟他上床，也不是因为喜欢我。”

        “那是为什么？”我追问道。

        “因为他想跟我朋友上床，被拒绝了。”她淡淡说道，“就这么简单。”

        我怔了好一会，问道，“你同意了？”

        她沉默片刻，点了点头。

        “我不想解释这件事。”她说道，“我解释过两次，都失败了。”

        她说，她把第一次给了最好的朋友的男朋友，这成了一切噩梦的开端。

        “她的男朋友，平常是个很温和的人，但是到了床上，就变得很狂暴。每次跟他上床，我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

        “每次……”我倒吸了一口寒气，“你们睡过不止一次？”

        她的神色倏然间带上了阴霾，“每次他和朋友吵架之后，都会威胁我跟他上床。很多次，我怀疑他在说谎，于是向朋友求证，朋友被我问得烦了，反而起了疑心，‘你怎么这么关心我们吵架的事情’。有一次，他们吵得很厉害，我正好撞到枪口上，被她狠狠骂了一通，‘我们吵架了，这下你满意了吗！’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问了。”

        我取出一支烟，点了几次都没有点着。她笑我笨拙，将烟摘了过去，点着之后，深深吸了一口，“哇，好呛——还是给你吧。”

        我接过烟头，塞到嘴里，尝到了一丝苦涩。

        “那次大吵之后，他就一直赖在我家里，每天晚上都——抱歉，你不太想听这些吧。”她带着歉意笑了笑，“我略过好了。”

        我回报了一个干涩的笑容，“谢谢。”

        “夜路走多了，总会遇上鬼的。”她接着说道，“几天之后，我那朋友终究忍受不了分手的寂寞，来找我诉苦了。但是时机很不巧，她正好撞见了我们做爱的场景。”

        沉默了一会，她也掏出香烟，点燃了一支。

        “她像疯了一样歇斯底里，骂人，砸东西——可惜全都砸在了我身上。她的男朋友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落荒逃走了。我跪在朋友面前，一句话也没有说，任由她打骂。”她顿了一会，问我，“你猜，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想了一会，摇了摇头。

        “我想，噩梦终于结束了。太好了。”她长长地吐出一股青烟，“所以她究竟骂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听进去。第二天，她又来找我，说她跟男朋友彻底完了，跟我也彻底完了。但是在结束之前，她想知道为什么。

        “于是我解释给她听。我出奇地冷静，好像讲的是别人的事情。听到一半，她就开始哭，哭完之后，又骂我是疯子、神经病，‘正常人都不会同意的！’那个时候，我忽然醒悟了，原来我不是正常人。骂完之后，她就摔门离开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讲到这里，她忽然看向我，“故事讲到这里，好像还不算太糟糕，对吧？”

        我回过神，才发现香烟已经燃到头了。“你想说，噩梦还没有结束。”

        本该是很沉重的话题，她却笑了出来，“对，你很聪明。”

        在那之后的两三年里，她跟这两个人完全断了联系，直到有一天，朋友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她说她结婚了，不过听上去并不开心。她讲着一些无聊的闲话，忽然就哭了起来。我听得烦了，就问她为什么哭。她说那个人还缠着他，用往事威胁她，逼迫她离婚，和他在一起。”

        那个人，指的就是她朋友的前男友，而往事，则是朋友为了保住贞洁，怂恿她和前男友上床。

        “她说她不敢和丈夫解释，所以恳求我出面解决这件事。”

        “你该不会……又同意了？”我咽了一口唾沫。

        “我拒绝了。”她说道，“但是没有用。她开始不停地打电话，白天打，晚上打，从开始的恳求，到后来的命令、谩骂，我尽量装作没听见，但还是忘不掉她最恶毒的一句话，‘你不是跟他上过很多次了吗，那就再跟他上一次啊！’”

        无奈之下，她换了电话、手机，甚至是住处，但是和平的日子只持续了半年。

        “尽管我的人际关系一塌糊涂，但我并没有怨言，因为原因在于我自己。”她说道，“唯有一次，我埋怨上天不公，是在我自己的婚礼上。”

        她这次沉默了很久。我问她要不要喝水，她点了点头，但是水端过来之后，她只是抿了一点，又开始抽烟。

        “实在难受，就不要说了。”我提议道。

        她缓慢而有力地摇了摇头，“我要说。现在不说，以后就说不出口了。”

        我陪着她抽了很久的烟，直到烟盒都空了，我起身去买烟的时候，她拦住了我，“不用了，抽够了。”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阴魂不散。”她咬着嘴唇，声音有点哽咽，“在婚礼那天，他是我们的伴郎。”

        后面的事情似乎不必再讲了。她直接跳到了最关键的一幕，“结婚第二个晚上，他就找到了我，逼我喝了很多酒，说着各种威胁的话，然后——”她猛然一顿，再也没有说下去。

        她想了很久，决定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跟丈夫摊牌。

        “为此我失眠了半个月，想了无数种解释方法，但是到了开口的时候，我什么都忘了。我又一次走了老路，傻傻地讲了实话。”

        她的丈夫并没有像朋友那样发疯。之后的一个月里，丈夫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直到一天晚上，丈夫满身血迹地回到家，向她提出了离婚。

        她惊慌失措地问丈夫发生了什么事，丈夫说，那个人被他打残废了，再也不会来骚扰她了。她哭着、求着，说自己怎样都行，只要不离婚。

        然而无济于事。

        丈夫并没有责备她，却在临走前说了一句话：你太疯狂了，我接受不了。

        说到这里，她终于忍不住哭了。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哭过之后，她颤着声音问我：我把一切都告诉他，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答不上来，心口很痛，却无法陪着她哭。

        当晚，我失眠了。她蜷缩在我怀里，睡得像个温顺的孩子。

        第二天，她浑然无事地跟我说早安，问我有没有想明白她活下来的原因。

        我勉强挤出来一个笑容：也许是你活得太自我了。

        她怔了一会，恍然一拍手，“就是这个，你好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