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在她那混乱的黑色记忆中，两句诗冒了出来，那是爸爸和喀布尔道别的诗句：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
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灿烂千阳》
大部分的人，都是默默地过完这一辈子。他们的笑容、泪水、悲痛、感叹，都抵不过时光的一瞬，就悄无声息地带着自己的遗憾离去。
对于玛丽娅姆最后一段在监狱里的日子的描述，每一字背后皆是血泪，可都带着她平和的微笑。为了知己莱拉，她生平第一次知道反抗，举起铁锹砸向了她们共同的丈夫——那个会攥着皮带，露出恶狠狠表情，无数次抽打自己妻子的老男人。她带着勇气与坚定，终于觉醒了认知，知晓自己是个被需要的人。送别了莱拉和孩子们，几缕阳光洒落在她已布满细纹的脸庞和疲惫的肩膀上。她也许不知道书外的读者已泪流满面，如鲠在喉，看她透过布卡的面罩，刽子手举起了冲锋枪的影子。她不是一颗杂草，尽管自小失去母亲的庇护，遭受父亲的驱赶，糊里糊涂地嫁给了一个男权主义的暴力者，流产十多次，只能战战兢兢地活过所有日子。最终她举起铁锹，为了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迎来了真正安宁的那一刻。
我们的目标与行动亦是如此，它们唯一真实的意义便是对他人的意义。每一个人都为追寻意义而努力奋斗，个人的意义完全建立于对他人生命的贡献。——《自卑与超越》
“跪在这里，夫人。头朝下。”
玛丽娅姆最后一次听从了别人的命令。
书里的伤痛，是玛丽娅姆和莱拉的伤痛，是阿富汗妇女的伤痛。
大概是这段历史覆盖了自己认知中能够从新闻里了解到的一些内容，读来字字见血，感慨万分。许多文化背景与历史通过两位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一生和盘托出——苏联入侵、圣战纠纷、难民流亡、极端政策统治时期的苦痛与落后，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无论当下社会发展再迅猛，回头想想，总有如此之多触目惊心的伤疤被保留了下来，是《沙漠之花》里的华莉丝迪里，是《春天的审判》里的纳菲亚。那么多颗如同玛丽娅姆般的“野草”，她们内心期盼向往的一千个太阳，大概都不会被了解，只有“铁锹砸下”发出的声响与飞溅而出的血泪，才能被人们察觉。可之后呢？“野草”只能跪下，接受处决。
“小人物”被看见，就是这本书最暖的温度。
书中的片段，最多出现的就是将小人物的平凡琐碎统统糅杂进了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小”“大”之间的强烈对比，是如蝼蚁般的平凡人在炮火之下的咬牙坚持与自我抚慰，甚至带来的是不真实感，时光已不是自己的，而是被迫拉入了一个加速器，个人的体验与感受早都无足挂齿。
风筝曾经是喀布尔冬季天空的统治者，如今这片领域已经被呼啸而过的火箭弹和战斗机所占领，它反倒成了胆怯的越境者。
在喀布尔，尤其在喀布尔西部，炮火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一缕缕黑色的烟雾从积雪盖顶的建筑物上方袅袅飘散。大使馆关门大吉。学校停课。拉希德说，在医院的候诊室，受伤的人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而在手术室中，手脚在没有麻醉的状态下被截掉。
但是，和塔里克站在阳光之下，莱拉刹那间觉得这些年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父母的死亡，和拉希德的婚姻，杀戮，火箭弹，塔利班，挨打，饥饿，甚至她的两个孩子，所有这些恍如一场大梦；这将近十年的光阴仿佛只是一条奇怪的时间岔道，隔开了最后相处的那个下午和重逢的这一刻。
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阿富汗如同一片被撕碎的土地，被民族纷争、国际矛盾、军阀割裂等各种力量拉扯着，糅杂进世界加速发展的过程。回首种种，留下多少茫然悲伤的岁月，无趣至极，如同张爱玲笔下白流苏和范柳原那场无聊的爱情。
一千个太阳，若是同时迸发，大约这种灿烂是被能看见的。玛丽娅姆用决绝的勇气，莱拉用平和的宽容，无数个他们组合起来，给这个世界送去一千个野草内心的太阳。
军阀竟然被允许回到喀布尔，这让她心如刀绞。那些杀害她父母的人住着带围墙的花园洋房，他们被任命为这个部的部长那个部的副部长，他们开着闪亮的防弹SUV，在被他们毁坏的城区横冲直撞。这让莱拉痛不欲生。
但莱拉决定不要让怨恨冲昏头脑。玛丽娅姆不会希望看到她那个样子。
莱拉仍会梦到玛丽娅姆，仍会时不时地想起她。莱拉已经抛开一切新仇旧恨。因为她终于知道那是她唯一能够做到的事。她只能活下去。带着希望。
文学就有这样的力量。告诉我们——灿烂千阳，是只有努力生存，带着活下去的希望的平凡人，才能提供的。
实际电影也有相同的作用。印度的国宝级演员阿米尔汗在我看来，就是真正做电影的。做电影可以是追求美感与艺术，可以是为了揭露社会问题，或是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体验，这种才不至于迷失在这“娱乐至死”的年代。通过电影能够揭露社会问题，不一定是种深切的悲哀，反而应当庆幸，一定会有人能够“看见”并且“反思”相同的问题。这是电影具备与文学相同的属性，即“功能性”。缺乏功能性的作品，或有浮于表面的享受，却没有入木三分的意义。最高级的美感，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讨论“美感”本身，而是在各个领域延伸对于美感的解读与体验，才具备立体的深度与厚度。只可惜，这类电影在目前国内市场上，只能变成小众的带文艺气质的电影，苦苦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