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题目缺少主语，是谁或是什么让生活新闻化？
是微博！微博让许多人的生活新闻化。
若干年后有人写中国思想史，一定会写到微博，写到2009年，这一年被一些人称为微博元年。
思想史上原本应该写哲人和思想家，写写孔子、墨子、老子或孙子，写写朱熹和王阳明，写写康有为和梁启超，哪怕写写蔡伦和毕昇也行，因为有了他们，思想的传播变得便利了、迅捷了。思想史上怎么能写纸张、印刷机、电视或互联网呢？那只不过是一堆媒介而已！但是，我相信微博能，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它和以往的媒介不同，它可以使每一个人成为思想者，每一个人也都能成为思想者。
我的朋友、同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微博，每天或隔几天要打理一下微博；有一些人则潜水微博，只浏览不发声；还有一些人不上微博，退避三舍，生怕泄露了隐私；也有一些人，上了几天微博，新鲜一阵就退了下来。我以他们上微博积极的程度，来判定他们是否愿意让自己的生活新闻化。凡是经常上微博的、积极上微博的，把自己的微博搞得风生水起的博主，都是愿意让生活新闻化的先锋人物。生活在由自己和粉丝构筑起来的新鲜事件和话题中，每天能生产出新的生活意义，既新鲜又刺激。就是潜水微博的人，也使日常生活有了新内容，在他人的日常生活的播报中获得某些新闻性满足。因为微博中的“他人”是自己主动关注和选择的结果，微博的粉丝圈和关注圈比日常生活的小圈子要大一些，且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关注圈，像涟漪一样可以荡漾到任何自己想要到达的远方（当然，名人微博另当别论，这里有公共关系的意义在，下文将会细述），他人的新闻是在自己兴趣世界的边沿上，似乎伸手就能够得着，起码比好望角要近一些。
关于新闻，原先读到的教科书对此下过一个定义：新闻是关于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当然，这一定义并不全面，还有一个是谁来报道的问题，不过在互联网和微博出现之前，人们很少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即由职业记者报道并有专门的新闻机构发布的消息，才算得上是新闻，隔壁大爷或邻家小妹传递的消息不是新闻，市井细民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不是新闻。
而今，微博的降临，陡然改变了新闻的形态，新闻源源不断地从周围的日常生活中喷涌而出，它不再是报纸或广播电视的专利。以前作为新闻来源的素材，现在都成了新闻本身，记者所寻找的目击证人如果自己上微博，就成了新闻的发布者。约翰·费斯克在《阅读大众文化》一书中曾经揭示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等级，事实或真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等级差异的。播报新闻的电视主持人、电视台所连线的远方记者以及记者所采访的目击证人，分别处于真实性的三个等级之中，新闻机构赋予电视新闻主持人以权威性和全面性，处于真实性等级序列的最高端，主持人的话语不代表自身，他或她是规范的新闻话语的化身，尽管电视台主持人离事发地点空间距离最远。而目击证人处于真实序列的低端，虽然他们就在事发现场。目击证人作为具体的个人，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和特定视角，尽管所言真实，但往往不够全面，可能还有其他目击证人来加以补充，真实的新闻报道只有在经过记者和电视台的综合之后，才被社会所认可。今天在微博新闻中，这种真实性的级差似被消解了，微博与微博之间是等距离的，都在点击鼠标的一念之间。特别是记者和主持人也开了微博，人们发现每个人可以是同样真实而片面的，每个人也同样具有比较、鉴别和综合不同消息来源的能力。与此相应，新闻的独家报道和第一时间播报的重要性也降低了，微博上几乎全是独家报道，并配以第一时间的个性评论，应当说，微博为新闻的民主化作出了大贡献。
新闻原本就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公共生活和私人的日常生活，但在传统和惯例中，新闻似乎更关注社会的公共生活，较远离私人的日常生活。这里除了有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关键还在于新闻报道的机制和把关人的筛选（狗仔队就专门报道公众人物的私生活，似乎还为此发展出一套理论，这里有更复杂的动因）。因为日常生活不仅琐细、庸常、不上档次，而且还无关大局，无足挂齿，所以容易被剔除。更何况这类日常生活琐闻充满着个人的情感和偏好，往往不够客观。而正规的新闻机构因为其报道公共事件并采取公众的立场，人们习惯将它看成是公众的代言人而获得了某种规范性和权威性。此时记者和报道者的立场被隐去了，他们的报道被认为是站在公正和客观立场上的。记者是秉持职业操守的，又受过正规的训练，他们的客观和公正似乎是由其所在的机构作保证的。新闻机构由于赋予记者某种客观性和公正性，又反过来证明了它自身的不偏不倚。
其实，新闻机构有新闻机构的偏好性，记者有记者的主观倾向，人们对此熟视无睹而已。新闻机构和新闻人往往运用社会所认可的话语来报道事件，所以掩盖了其报道的选择性和偏向性。例如在有关灾难的报道中，经常有受难者家属或群众“情绪稳定”的报道，久而久之，这“情绪稳定”就成了认可的套路，似乎没有了它，报道就不够客观。有一些新入行的记者，尽管报道的写作上还不够老练，叙事的功力上还有待提高，但是那一句“情绪稳定”，却显示了其不相称的世故。
微博上的新闻由于没有权威机构作保证，所以在客观性上有点悬。微博人的新闻也不使用记者常用的那套新闻报道话语，个人性的言语和偏好性的表述使得其报道的公正性又悬上加悬。但是微博新闻却以其生动、鲜活、及时，带有个人体温和喜怒哀乐，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使得当下的记者们编辑们麇集在微博中寻找素材。以前人们将寻找丑闻报道的行为称之为“扒粪”（据说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最早把当时从事揭露新闻写作的记者们挖苦为“扒粪男子”的），现在好了，扒扒微博，总要高雅一些。常常听到一些新闻报道中有“零距离”“原生态”等等夸张的说法，其实，微博倒是当得起这一说法的，即便是讹传和谣言，微博上的讹传和谣言也是原生态的，动机昭然，不那么阴险，比较容易查找源头。再则，微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不是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而是体现在各种言论、思想、立场的交汇之中，不同个体的真实侧面，是所谓的客观世界的最好注脚。
微博不仅使生活新闻化，更开辟了个人的公共关系新领域。关于公共关系学，依某些教科书的界定，是“研究组织与公众之间传播与沟通的行为、规律和方法的一门学科”。在伯奈斯当初创建公共关系学的年代，公共关系的实践活动意味着商家的宣传、促销，意味着产品的包装和人的包装（如竞选总统），有时就搞成了公共忽悠学，正如时下的金融工程专业，在实践中偏向圈钱工程学的路子。微博在打破了新闻的定义后，再一次挑战了公共关系学，因为微博是以个人行为替换了组织行为。每一个微博人都明白，只要上了微博就不是生活在熟人圈子里，而是进入了公共空间（个别官员不甚明白，在微博上说私房话，以为可作手机短信用，套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是媒介素养不够的缘故）。
微博作为公共空间，有其特殊性，这是有着博主私人话语印迹的公共空间，或者说是在私人领地中的公共空间，毕竟博主有权随时关闭和开放这一领地。作为私人话语和公共空间融合的微博，在社会文化中所发挥的功能和带来的人际交往及社会文化的新变化几乎是全方位的，以前人为设置的种种界限均被打破，如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区隔，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区分、文化和政治的区分，等等。由此许多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界限也模糊化，例如微博中舆论的概念既可作为新闻传播学的概念，也可以看成一个更广泛的文化概念，因为微博不只是关心社会重大事件，它对日常生活事件和一般社会文化现象的关注，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改变了整个社会文化形态，重构了个体和个体、个体话语和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
微博中最值得注目的景观是“互粉”，“互粉”现象的社会学意义远远超过所谓的名人微博。“互粉”意味着平等的交流，意味着友好互动。一个刚进入微博的新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通过“互粉”来获得他人的关注（当然“僵尸粉”除外），由此他也得到了自尊和认可，有了思想的热情，有了社会参与的主动性。
微博是特殊的“一对多”的关系，这个“多”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多”是需要经营的，要不断打理并择机更新微博内容，与时俱进，要关心社会公共事务，表明自己是一个关心社会关心公益的人。这就要求博主要学会处理公共关系，要打造、修理和不断维护个人的公众形象。公众形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它不一定会使博主直接受益，但是，这是一种长期的储蓄，其积攒的是人气。某种意义上说，微博也像是一份个人财产，在通货膨胀的年头，不让财产缩水还试图有新的收获，就要付出辛劳付出心血，就要有责任感，这同样是成为社会公民的一种磨炼。这里要提及名人微博，许多网站招徕名人微博，是出于吸引眼球的商业动机，而从名人角度出发，他们要学会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处理公共关系，保持其影响力。当然，名人这个概念是有点模糊的，在微博产生之前，名人是在各个社会领域中崭露头角的人物（这里不讨论其出名的途径是靠个人扎实的努力，还是靠哗众取宠），微博之后，就有了微博名人，因为微博同样给人提供了出名和发展的空间。
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在社会学意义上探讨了“自我”在其形成过程中的人际互动。例如米德认为，自我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本能地发展起来的，自我是通过与他人互动的社会过程而得到发展的。一个个体不仅在与一些特殊人的期望的关联中学会行事，而且按照其他一般个体如何期望他怎样行事的想法来学会行事（参见罗杰斯《传播学史》第五章）。自我的成长需要良好的互动环境，而个体思想的成熟和社会思想的发展更需要互动和交流的环境。
自然，互动和互动的环境条件并不一样，在传统的环境中，互动对象的次序是首属团体，是亲朋好友、熟人，然后是陌生人，自然的空间距离将互动的对象分成不同的社会交际圈，由此互动的方式也有因人而异的差别。在微博中，要同时等距离地面对不同的人群，空间的压缩和扁平化提高了言论和思想的凝练、概括程度，使得思想和表达趋于普适化。微博的人际互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频率上远远超出了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这无疑加速了思想间的交流。人际互动的频率有时也是思想交流的频率，思想之果的营养来自意见的交换和信息的通畅，正是在微博的多边人际互动中，每个个体的思想获得了勃发的生机。
据说，自我的本质是反省。所谓反省，是一个人将自己作为思考对象的能力。思想的成长需要个体的反思，微博似乎承担了反思的职责，因为微博将他人的反馈立即传递给博主，催促着个体的反思，微博上的跟帖和议论是多元文化的缩影，多元文化的丰富性是个体思想丰富性的基石。
或许，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早就点到了这个意思，他说：“一个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若其交通手段发达，其人口就比一个人口数量大而交通手段不发达的国家稠密；从这层意义上讲，例如，美利坚联盟北部诸州的人口就比印度的稠密。”以此推论，寄居在微博中，就是居住在人口超稠密的大都市里，这里的稠密，不仅是指人际交往的稠密，更可能包含着思想交流和文化互动的稠密。稠密导致摩擦和碰撞，摩擦和碰撞产生火花，思想的火花在传递和传播中启迪心灵。或可说，在什么样的人际互动环境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者，即便连大思想家也不能例外。
康德之所以静态地建筑纯粹理性的大厦，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宁静的世界里，终其一生，未到过家乡60公里以外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康德内心世界的丰富性超过了整个外部宇宙，故他能以一己之力，建构他形而上的理性范畴。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则是动态的，他比康德晚生了46年，年轻时适逢法国大革命，黑格尔在其书斋中肯定感受到了历史浪潮的剧烈拍打，历史的动荡和变幻、历史的大开大阖统统投射在其头脑之中，因此他的哲学被称之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在他那里，绝对理念的进展有着长长的历史轨迹。
马克思的时代恰逢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他在历史的变动中，发现了经济地位或阶级地位对人们思想产生的深刻影响。资产阶级就是以其经济活动的强势登上历史舞台的。如果在一个相对凝固的社会，历史节奏缓慢，周围人的经济地位没有起起落落，资本主义世界财富的积聚和散落也没有那么瞬息万变和惊心动魄，那么可能难以观察到经济地位如此强烈地左右着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行动，并使得社会产生严酷的分化。现在人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这屁股更多的是指经济地位和与此相应的社会地位。产生马克思有产生马克思的历史语境和经济环境，有相应的人际和社会互动条件。
微博开启了互联网时代的新空间，拓展出人际多边互动的广阔领域，自会结出相应的思想之果。
今天人们对微博的诟病，认为其会造成思想的碎片化，殊不知碎片化是我们的宿命，在中国思想史的源头上，几乎全是碎片化思想，孔子的《论语》就是碎片化思想的结晶，老子的《道德经》虽然有五千言，但也不过相当于四五十条微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