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集体活动是非常多的，有女民兵连，我三姑就有参加。农闲的时候她们就在西边的沙沟里扔手榴弹。晚上还有夜校，像我姑那个年纪的女孩子家里一般都没有条件供她们上学。有钱也是先供男孩子，认为女孩子过门后就是别人家的了。人们习惯说那时候的观念老旧，我觉得还是经济条件问题，是经济条件滋生了这种观念，没办法的一个选择。富家小姐在条件好时去学堂，在家境败落之后就终止了，那可不是观念的问题。我大姑小的时候，都是跟着我爷爷奶奶出去要饭的，又怎么可能去上学？我爷爷总是说，可惜他不识字，吃了不少亏。我爸那时候也只有上到高小就没有能力供了。所以，我二姑、三姑都没有去上学。她们在夜校可能也学了一点。没多久民兵连和夜校都没有动静了。
麦收的时候是最热闹的，那时候就把生产队前面的那块地轧平。轧地的时候用一个大石碾，套上牛，在里面转圈，还要适当洒些水，加一些短麦秸和麦皮，随意地摊在里面。一天的时间，一块比现在的水泥地还平还光滑的麦场就出来了。可以看到一截一截的被压得平平的麦秸镶在地上。现在明白这样可以防止地上出现裂缝，如果有裂缝麦粒进去是很麻烦弄出来的。
割麦子全队出动，看准时机要在一两天之内割完。防止遇上阴雨天。割麦子每人一把镰刀，一般头一天晚上就磨好了。先割一绺麦子，分成两把，在麦穗的那一头转一下，拧成一个结，放在地上。赶紧再割一大把麦子压在上面，防止那个结自己松开。割满一抱时用压着的麦子捆紧，打一个结，把头掖进去，就捆好了。完全是就地取材。割麦子一般是大太阳，都戴着草帽。然而大部分人都穿长袖，因为麦芒会刺人。也有一些男劳力皮糙肉厚，不怕扎，光着膀子。膀子上都是汗，在太阳下油光发亮。不多久麦地里就躺着一个个的麦捆。
割好后用扁担挑，或者用地排车（平板车）拉。还有人把捆好的麦子运到地头上，方便装车。麦子运到麦场，摊开晒着。厚厚的一层，可以到我的膝盖。这时候牛拉着石碾在上面轧，有人用木叉拍打麦秸，麦粒就哗哗地掉下来。把轧过的麦秸堆起来，下面是一层麦粒。用木铣和扫把把麦粒集中起来，就像一个个的小土包。再把所有的小土包堆在一起就成了一座小山。最喜欢看的环节是扬场，有风的时候，两个人各拿一个木铣，铲起来麦粒往空中撒去。麦粒和麦皮落下来的时候，麦皮就被风吹着飘在后面，只剩下干净的麦粒。看到的人会从心里洋溢着喜悦，这是一年的收获。会因为高兴而忘记这是体力劳动，一点儿都不感觉累。大家都是有说有笑，也忘记了先前的辛苦。把扬好的麦粒装入麻袋，暂放到队里的仓库，等麦场空出来以后再拉出来晒干。交完公粮以后就可以按每家的工分来分粮食了，虽然我家也有分到麦子，但印象里吃的还是地瓜干，可能麦子拿去换钱了。一般堆起来的麦秸还要摊开轧个两三次，尽量把所有的麦粒都轧下来，才最后把麦秸码成麦垛。空出来的麦场每家都可以用来收自己家的麦子。旁边就又堆着一堆堆的小麦垛。这些麦垛就像山一样，我们在上面爬来爬去，还可以打滚。就像现在的充气气床。但那时候经历所有过程之后，闻着淡淡的麦草香味的玩具，是现在带着塑料味听着充气机嗡嗡声的气床没法比的。
我们还会推那个大石碾，站在石碾上跟着走。比我们大一点的会在麦场上骑自行车，或者学骑自行车。有人还会表演，我爸会“八步赶闪”。就是把自行车骑的非常快，然后身体弹起来，手和脚离开自行车，自行车继续向前走，人却落在地上。然后去追自行车，追上后，双手握住车把，脚蹬地，整个身体飞起来，屁股正好落在鞍座上。然后若无其事地骑走。我学会骑自行车之后有偷偷地练过“八步赶闪”。有成功过，但失败的次数更多。曾经因为弹起不够高，腿裆正好落在后座上，疼得蹲在地上来不急追自行车，把自行车摔得轮歪把斜。有时候用力不平衡，离开自行车后，自行车直接倒在地上，不需要追，脚蹬子被摔到变形。
麦场会保留一整个夏天，秋天就要被犁开种庄稼了。每次看到麦场都有一种踏实感，心里带着莫名的喜悦。真希望麦场能一直保留着。
还有一个集体劳动就是去北山割草，凤凰山的后面有一座山，我们叫北山。这座山是三个县的交汇点。我们队的山地在这座山的阳面，靠近唐楼。现在看来我们队的位置是最好的，离大路近，离唐楼也近。因为唐楼有山泉，就是说交通方便，又靠近水源。五队的地盘在我们里面，七八队的地盘在凤凰山的背面，和我们隔了一个山谷。如果以山泉为标准，我们队处于市中心。五队就在外环，七八队就到郊区了。一二三四队在凤凰山的下面，离村子近一点，可是离水源更远。
山坡上有一个小屋，屋外搭着凉棚，是看山的房子。防止人夏天偷山上的草。我爷爷就是那个看山的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接这个差事？容易得罪人。我爷爷爱较真儿，看到人偷集体的草，不会不管。有几次就没收了偷草人的Cha子（Cha子是用枝条编的可以跨在肩膀放在后背的器具，在农村是非常实用的）。害得人找到家里去。我觉得非常丢人。我想他可能是考虑到看山不需要体力，又可以干自家地里的活，或者是方便采草药。我爷爷是个赤脚医生，常背着个药箱帮人看病，也认识好多药材，经常看到他带回来一些草根晒在院子里。好在不久生产队就解散，不需要看山了。
夏天不让人偷草就是留到秋天收割，储备冬天喂牲口的草料。割草在队里是个大事，因为离开村子，就要在现场吃饭。那是我吃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大锅饭。做饭的地点就在看山的小屋外面，有专门垒的灶台。所有的食物都是从村里运上去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炖了冬瓜，吃了馒头，加上圆扁豆的粥。我要好好地回忆一下那次的美味，是让我记到现在的美食。冬瓜有着瘦长的脸颊，又天庭饱满；即使外表成熟，也不愿褪去天真的稚毛；哪怕容颜不再、也不忘记敷上白白的面霜，还坚持掩着那层薄纱。它不像南瓜那样面到没性格，甜到没自我；有萝卜的脆度却没有萝卜的流气，又自带温婉；它善于偷心，凡接近它的都会心甘情愿地为它付出，连味道都随了它去。那天炖冬瓜的时候加了大肉，肉的精华都给了它，使它比肉还好吃，又没有油腻。在当时的境况，那个年月，蓝天白云下，青山当前。环绕着熟悉的人，那个充满活力的大集体。我第一次吃到冬瓜，就被它的特质惊艳到了，怎能不记忆一生呢！那时候都是吃煎饼，只有过年过节或者有客人才可能吃到馒头，那天吃了馒头也是非同寻常了。那个圆扁豆粥也是第一次喝，我当时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叫圆扁豆。因为它是圆圆的，又扁扁的，像一个凸透镜。我当时非常喜欢它的形状，也喜欢它的口感。因为没看见地里种过，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稀罕物，就一下子记住了。
割草是自己割了自己挑，割满一挑子，用扁担挑着翻山越岭地回去，交到队里时要在磅称上称一下，记下每个人的战果。在那个高强度的劳动中，乐观幽默的态度依然是不会少的。有一幕我一直记得。记分员问一个人：“你挑了几次了？” 那人停顿了一下说：“算上这一次，一共一次”。我虽然不记得是谁说的了，但一直都记得他幽默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