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正在发生的民族主义和新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问题，是作为研究图像学的动力。无论民族-国家、宗教还是基于经济的共同体，都需要一个可讲述的【过去】，那里面要有共同起源的神话，要有先辈英雄的故事，它们是激发目标群体凝聚力的重要工具，而图像正是这种【过去】的制造者。
透视法在理论上是能容纳一切的理想模型，所以它的发明对跨地域、族群的共同体的建立非常重要，它成为需要制造普世价值观的共同体的工具。比如神圣罗马帝国，比如意大利的天主教廷，比如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比如苏联，还有如今的欧盟。
但是民族主义的团体用民族起源的历史来塑造、维护独立的属性，不受大联盟的制约，在大区域和小局部的利益冲突时，他们强调差异、分歧和隔离。如果从图像学的角度，民族主义是要寻找透视法的例外。即总存在一些东西是透视法的大一统无法容纳的，它的属性无法协调进透视法的线性规则，它也不能与透视法里的其他事物同质化。
这种效果就出现在艺术史上很特别的一间书房中：英国宫廷画家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的《法国大使》（The Ambassadors）。通过这间房可以考察透视法与“异类”的关系。
《法国大使》房间里的一切都真实得可以触摸，却有一个例外打破了统一——地毯上那副巨大且严重变形的头骨。如果用作图软件把它向左下方扭曲，就会恢复成正常比例的头骨，因此它的变形不是随意的，而是画家严格按照规则刻画的。只是这规则不符合画面的透视法，在正常观看视角下几乎辨认不出它，它是为什么、为谁而存在的？
头骨出现在室内、尤其像书房这样的地方，通常是体现主人的思考和品味。就像丢勒的《圣哲罗姆》窗台上的头骨一样。但恰恰是透视法的例外让这个头骨在现实空间里无处安放。如何“看见”它，如何解释它？当大部分东西都按部就班时，个别的例外就不再是客观的镜像，而是被视为象征或隐喻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