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先生以“禁淫祠”为切口，在宏观层面通过皇权与士绅的共同作用来看文明如何扩张。首先政府与地方士绅禁止坏的风俗，同时兴办学校，不仅传播知识，同时传播被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文明。应当指出的是，所谓“文明”只是一种被传统和历史所构建，得到政治权力认可的，关于在社会生活的一定常识与规则，当传统与权力确定它的合法性时，他就可以合理地控制人们的生活。而又因为士人阶层的扩大，因为印刷术的发明，这种文明以极大的速度推行开来。文明从城市到乡村的扩张，道德与理性的生活秩序从上层向下层渗透，社会规则从外在向内在所认同，逐渐构造起来的一套生活习俗，可能即是宋代理学的土壤，同样是士大夫所认可的道德与秩序而渐渐深入世俗世界的过程。
更具体来说，在宋代开国年间对唐代官方祭祀名单做了一次调整，降低了白起等所谓道德低下者的位置，同时提高了张良等人的地位，这种官方树立道德模范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对于地方祭祀的禁止也在同步进行，中央对于祭祀合法性的垄断，是为了在象征层面达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最后达到“同风俗，一道德”的目标。葛先生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目标的建立。一是“杀人祭鬼”风俗的消灭，二是公开的裸戏与性仪式的消失，和妇女对夫家绝对依附关系的逐渐建立。需要指出的是在风气开放的唐朝，男女离婚也不算什么大事，甚至还有唐高宗娶母这样的事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而且在宋朝妇女对于夫家的绝对依附也并不太流行，因为理学在当时还是处于边缘，只是在士大夫间有影响，还未在世俗间造成太大的影响。最后，唐宋风景变化的一个现象是皇权代表的国家与士绅代表的社会对异族文明的批判，对民间宗教活动的严厉镇压，对于反社会行为的严厉限制。
紧接着论述了士绅阶层如何产生并且如何传播文明。宋代取士的人数从十一世纪的八万人一举膨胀到十三世纪的四十万人，除了进入权力中心的士人外，还有进入民间的士人。他们进入民间，实际将“文明”的观念从上层推向下层，从中心推向边缘。而居住在乡村的士绅，一般身处宗族中，他们的知识、信仰如宗谱、家礼、乡约，成为了影响民众的重要力量。士绅阶层对于文明的推进不得不提到理学的影响。理学的规定与学说对于宗族规则的制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种理学的世俗化才是真正具有意义的，在这里，思想成为原则，原则成为规则，规则进入民众生活，民众在规则中生活日久，就自然成为了常识，而之后一切违背常识的事情自然成为了一种罪孽。
最后，尽管士绅与皇权在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对于政治权力的争夺会使两方常常处于对抗的情况，但国家与士绅、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对于以传统道德为核心，以礼法为背景的文明扩张的取向还是相当一致的。国家以律令来惩罚，士绅以教育来规劝，通过儒家文明真正进入到民众的生活，以汉族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同一性”终于构建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