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新慨:年轻的时候就是狂妄了些，什么也能拿来评论一番）
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让人们想起，曾经有那样一个气势恢弘的时代。礼崩乐坏，大破大立。
首先这是一部不能当作信史来读的小说，于是我们能在这部书里看到当下，这是一个求变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观被冲击后重塑的年代。书中描绘的文明演进，又让人不禁油然生出一股历史使命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作者孙皓晖推翻“暴秦说”并全面地论证，给读者一个辩证地看待秦政的角度。孙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的时候有言：“《史记》中评述的部分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做评判的。我要超越的是这种理念，并不是要超越他所记录的历史。”
为秦制正名，作者有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他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来酝酿、写作和修订这部书，时至今日，“暴秦说”已经不是评价秦政的主流观点，作者的一番苦心，可谓没有白费。
然而这部带着学术气息的文学作品，在探讨秦朝灭亡之因时，由于之前对秦制的过分推崇，使作者洗涮秦政的恶名时几乎是在找狡辩的理由了，也难怪那么多人“不敢苟同”。
作者推崇的秦制，一是法制，二是郡县制。先说法制，秦法一定程度上有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秦法不完善，甚至法制理念十分落后。秦法细密严苛，为政治服务，以罚为主；而早于秦法近一个世纪的罗马十二铜表法为经济服务，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秦法与之相比，似是稍逊一筹。
秦法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但秦法的先进性明显被作者高估——作者忽略了秦法的本质是统治工具，而不是社会契约。这与后世提倡的法制有根本区别。秦法这一没有民主的法制，有时还不如开明的人治。在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年的人治历史上，制度最完善的时期是唐朝，法制比较完善的时期是宋朝。
再者，秦法强调耕战，重农抑商，对商品经济发达的齐国等地并不适用。当时秦国坐拥关中沃野，又兴修水利，农业发达；而当时的其他国家，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并不适合大规模发展耕作业，因此，不能完全适用秦法。
何况商鞅自己也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秦统一六国后，国内的形势不同于老秦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秦法的可操作性大大减弱了。
作者也讲到秦法乃战时法治，“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秦帝国没有机会完成由战时法治到常态法治的转化，是整个中国民族在原生文明时代巨大的历史缺憾。”而这一缺憾，是无法用假设来弥补的。
再说郡县制。秦废除分封制，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然而凡事皆有度，过度集权绝非好事。在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汉文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明初的“靖难之役”、清朝的“三藩之乱”：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从来就没有彻底解决。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有面积广大的地方自治区域，其中的某些区域还颇令中央头疼。那么，在秦朝时，不因地制宜而强制推行郡县制又怎么可能有效呢？
苏辙在《唐论》中分析：“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
秦朝中央集权，外无制约，以至于权力中枢发生变动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将整个国家带向动乱。
秦制是进步的，但并不是完美的。秦朝之灭亡也并非仅是权力交接失误所致。
叔孙通有言：“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一规律千古适用。然而当时儒学还未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依然是复辟保守的一套。秦建国后，并没有合时宜的治国理念，
秦朝灭亡，追究其根源，是缺乏符合国情与时代潮流的治国思想和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