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李白传，还是我14岁那年，书中的李白，浪漫洒脱，飘飘仙骨，我也曾因朝中小人对他的排挤和李隆基对他的不信任而愤愤不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我对隋唐历史的认识逐渐深刻，在看了最近大火的《长安三万里》后，我竟有种：“初读不识书中意，再读已是书中人”之感，我不由得拿起笔，决定为李白和少年的自己写点什么。

1.出身富家但又“贫乏”的少年。

李白出生于商人之家，从小生活富足，家庭重视教育，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师资力量为他日后的文化造诣打下的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李白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是富足的。但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商人是社会地位最低，是享受政治权利最少的阶级，《唐六典》曾明文规定：“犯过法和工商子弟不得参加科举，隐瞒身份参加者，斩。”可以说商贾之家这个富足的出生同时也给李白带来了极其被动的政治背景。从政治资源来说，李白是“贫乏”的。

很不幸的是，此时的唐朝，依旧是一个及其看重出身的时代。

2."虚假"的科举与狭窄的上升之路。

科举制始于隋朝，在大部分人印象中，科举制的出现，就如同红日照亮了黑夜，一瞬间就刺破了黑暗，寒门子弟一下子就拥有了平等与世家大族子弟同台竞技的机会——才怪。历史都是有惯性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上升的，在黄巢起义前，科举制实际牢牢掌控在以弘农杨氏，太原王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手中。他们砸资源拼教育，普通人根本没有同他们同台竞争的资本，同时唐朝的批卷，考官是可以直接看到文章的作者名字，他们一看便知这人是属于哪个大族，需不需要照顾。即便有一两个漏网的“寒门之鱼”高中了，他们也会迅速将其吸纳进来（招婿），而后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终朝堂五品以上官员便几乎被世家大族所垄断，更别说真正能有政治影响力的一二品大员了。所以李白即便能参加科举，大概率也是被刷掉，那还有其他路子吗？有，举荐。中国东西晋两朝的“九品中正制”就是举荐的典范，说白了——托关系。但李白老爹是从商的，要托关系，只能靠自己才华打动贵人，所以李白着手做了两件事：入赘豪门和自我IP打造。是的，我们的诗仙也结婚了，后来也育有子女。27岁那年，他在孟浩然的举荐下，入赘前宰相许圉师家，想借许家影响力入朝做官，可惜此时许家已经开始中落，李白直到38岁妻子病逝，也未能成功。幸运的是，这些年他的诗歌已经名满天下，可以说“李白”这个IP已经成为当时顶流，李白自己已经是个超级大网红（参考李子柒）。李白以玉真公主为切入点，用《玉真仙人词》打动了这位贵人，经贺知章和玉真公主联手推荐下，见到了唐玄宗。属于李白的春天终于要到来了！

吗？

3.文化界的“新巨星”，政治界的“差等生”

唐玄宗很认可李白，可惜，这种认可仅限于写文章方面。李隆基赐李白做翰林供奉，让他成为了皇家御用文人。李白进了中央，但依旧无任何政治权力和影响力。这当然不是李白想要的，加上他恃才傲物的狂放性格，终于让他做出了“贵妃磨墨，力士脱靴”的故事，看着很解气，可惜，也就解气了。一个政治家，需要的是理性、低调、冷静、隐忍、内敛，而李白完全不是这种人，如果他是，他也就不是诗仙了。终于，唐玄宗也忍不了，在付了他“N+1”之后，把他“辞退”了。

那年，李白41岁。

拿着遣散费，我们的诗仙依旧潇洒，并于44岁经杜甫引荐，结识了高适。《长安三万里》对这个时间线做了改动，这里我们不评价。在梁园与高适、杜甫做客时，李白题诗于白壁之上，被也曾做过宰相的宗楚客之女宗煜看到，宗煜是李白的迷妹，千金买下白壁，李白便因此与宗煜相识并结婚，娶下了他的第四任妻子。是的，我们的李白在此之前又娶了两任妻子，一位离异，一位病逝。好在李白和宗煜算得上是情投意合，真正的灵魂伴侣。命运似乎终于对李白大方的一次。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的政治梦想再次点燃，他走了人生最大一步错棋——投入永王李璘帐下。李璘我们不做评价，结果就是:李璘是历史的失败者，李白也跟着失败了。宗煜为了李白四处求人，高适出于政治风险，选择不帮，幸而有郭子仪和宋若思力保，唐肃宗才免他一死，将他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李白如获新生，写下了让无数人泪目的千古佳句：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们的诗仙终于跨过了他心中的“万重山”！

回到家后，李白穷困潦倒，去安徽当涂投靠族叔，62岁病逝于安徽，一代诗仙就此落幕。

4.个人的不幸，民族文化的大幸。

写到这里，我终于长舒一口气，想在短时间内写全李白的一生并交代清楚他当时面临的历史背景，对我而言，还是有些吃力的。所幸回味历史本就是我的兴趣所在，所以并不觉得辛苦。

我读历史，总喜欢多做几个假设：李白若做成了宰相，对历史又会有何影响，历史又会如何评价他？论政治才干，李白能超越得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吗？能压制得了同时期的安禄山吗？论行军打仗，他能和郭子仪相提并论吗？就如同李白入赘的两位“前宰相”家族，若不是有李白，历史会对他们留有点墨吗？李白若真的做成了官，我们很难断定他能否做出经天纬地的事业而名留青史，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中一定会少了那么一缕精粹。

读了这些年的历史，我逐渐明白一点：历史绝不是狭隘，孤立的，它们是一个立体的，相互紧密关联的。有时看似牺牲了这些，却在暗中滋养了那些。就像司马光在与王安石的政治斗争中失利，赋闲在家，他才有时间主持编纂“帝王之书”《资治通鉴》，要知道，同时期的王安石，为了变法，加班到凌晨三四点是家常便饭——做宰相，是要拿命拼的！不可能有时间给你饮酒赋诗。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李白一生都在尝试仕途而认为他看不开，相反，我认为李白是一个自身定位明确的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性格，以及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所以他才能写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他的诗歌，并未因为仕途的不顺而变得气量狭小，怨天尤人。他的放荡不羁虽未能成就他的政治理想，但却滋养了他的诗意灵魂，在诗歌的世界里，他找到了自我，也成就了自我。“做最真实的自己”，或许就是李白用一生为我们书写的最好启示。

“这个世界可以少一位宰相，但绝不能少一位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