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父亲张恒声出生于1922年5月，逝世于2004年12月，如果父亲健在，今年就整整100岁了。

        我们姊弟六人，二男四女，我是老幺，父亲四十二岁的年纪才有了我，我没有见过年轻的父亲，不知道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的父亲，经历过哪些曲折的故事。

        但我知道，父亲和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们一样，他们经历了建国前出生入死的党的地下斗争，经历了建国后历次运动的严峻考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洗礼，经历了平反昭雪后短暂的、为党披肝沥胆的工作机会；他们对党的忠诚矢志不渝，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可歌可泣。

        父亲作为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千千万万的革命者的一员，他经历了艰难曲折的人生，也有让人感慨唏嘘的故事。只是我对父亲的故事并不清晰。

        好在前几年腾父亲的公房时，在一个破旧的档案袋里我发现了一堆发黄的父亲的手稿；在亲戚运走的父亲的箱子里，我抢救出了几本父亲的日记；前一段我又到档案馆查阅了父亲的档案；我用了大量的时间来阅读父亲的日记、手稿和档案资料，阅读《中共洛宁党史》，阅读《洛宁教育志》，阅读老干部们的回忆录，以此就有关事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时间节点上进行比对，以求得父亲真实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

        在阅读和调查的过程中，我数次泪目，不能自己，为父亲忍辱负重的人生，为父亲忠孝难全的大义，为父亲爱党爱国的赤诚；通过对这些的资料调查，父亲的人生脉络渐渐清晰，我读出了父亲的家国情怀，也读懂了充盈在父亲内心的痛与爱。

            老父亲心里的痛

      父亲幼时家境贫寒，在十岁时才得以断断续续读了八年的私塾，积累了深厚的文字功底，他于1941年在洛宁简师毕业后，即从事教育生涯，在教书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人，接受了党的教育，一心向往革命，于1945年春天秘密加入地下党，1947年8月洛北解放时参加工作，洛南洛北合并后先后担任洛宁文教科长、崇阳区长等职，于1958年始因为历史问题，其工作被边缘化，文革期间遭遇不公正待遇，1979年平反后重返教育，1984年退居二线，1990年离休。

        在父亲上述的人生简历中，不难看出，在父亲的革命生涯中，有二十余年的时间工作被边缘化，我在搜集这一期间有关的文字中，读出了父亲内心的隐忍，也感受到了父亲心里的疼痛。

一、脱党之痛

        父亲于1945年春天，经当时洛南地下党负责人党炳坤同志介绍，秘密加入地下党组织，即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2月，党炳坤同志在陶村事件中牺牲，父亲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48年3月党组织派王九当同志去给父亲接洽党组织关系，由于父亲对王九当同志不了解，另外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所以，父亲没有对其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

        1949年党组织公开活动后，父亲发现党员开会时没有通知自己，于是就去找组织部门，当时的组织部长徐元卿说：你这个时候才来续组织关系，太晚了。父亲问：那怎么办？徐部长说：你再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吧。于是父亲于1949年9月重新写了入党申请书，经过组织半年的考察，于1950年3月转正。

      后来，在党的历次运动中，父亲都会因为自己脱党的问题再三检查，久久不能过关，父亲很苦恼。

      1957年春县委派杜逢亭同志和父亲谈话并出示调查结论：父亲于1945年春在陈吴新村桃园由王绍杰同志（洛南陈吴早期地下党负责人）培养入党，后来党组织派人和父亲联系拒不承认，故决定除名不承认其为我党党员。

      父亲看到此结论后认为有出入，父亲入党介绍人是党炳坤，但在父亲入党期间，王邵杰和父亲也多有联系，畅谈过革命理想；父亲当时认为，也许王邵杰曾经秘密的配合党炳坤考察和培养过自己；另外想好歹组织给个结论，以后不再纠缠不清，也可以好好给党工作了，于是父亲在调查结论上签了字。

      但这一次稀里糊涂的签字，却使父亲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成为了他以后怎么也给党解释不清了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的脱党问题渐渐升级成叛党，他的历史问题又多了“叛徒”“特务”这两顶帽子，父亲在日记里对当时红卫兵批斗他的情景有如下的描述：

      "1967年春，我们学校的革命小将一定要我交待历史问题，我不交待不行，交待又交待不清，几次交待都没有满足革命小将的要求，满足不了革命小将的要求，革命小将就一直抓住我这个问题不放，硬要我说明，你自己交待入党介绍人是党炳坤，为什么培养人是王绍杰，你到底是脱党，还是叛党？"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访问了证明我入党的王绍杰，从而得知，原来1947年解放后，张逢溪区长（洛南第一民主区政府区长）在联系地下党的情况时，王邵杰将我的名字汇报给了张逢溪。"

      但此时父亲已是有口难辨，如果推翻原组织结论他就是翻案，还会牵连出王绍杰，如果不推翻原结论，他就交待不清楚他的入党介绍人究竟是党炳坤还是王绍杰，交待不清楚也就说不清自己究竟是脱党还是叛党。

      后来我在父亲断断续续的日记里了解了父亲当时心里苦闷极了。

      1979年党中央拨乱反正，父亲被平反，文革中强加给父亲的一切不实之词通通推倒，包括“叛徒”“特务”这两顶帽子；但父亲的党龄并没有续上。

      当年的平反昭雪是组织上的决定，并没有征求个人意见；对于个人而言，能被推翻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工作，已经是拨云见天了，可能组织上和父亲当时都没有注意到脱党这个问题。

      但渐渐的，脱党及党龄的时间认定成为了父亲心里的重负和疼痛。

      1990年，68岁的父亲向县委组织部上书申诉，陈述脱党时的历史背景，请求组织实事求是开展调查，恢复他党龄的时间。

        我知道了父亲的心事后，不想让父亲为此纠结，就劝父亲放下这段往事，安度晚年，别给自己不愉快。

        记得当时父亲很激动，他告诉我： “我是因为入党介绍人党炳坤牺牲了，才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我主观上并没有脱党的故意，而且我后来一直跟随洛南地下党负责人张逢溪，从事革命活动没有间断，既然组织上否定了我是叛徒，就应该承认我的党龄”

        接着父亲又对我说：“你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岁月，无法理解我们对党立下的誓言，也无法理解我们对党的感情。”

        最终，组织上并没有给父亲申诉结论，我知道，脱党的问题是父亲心里永远的疼痛。

        现在的我十分懊悔，懊悔当时没有助父亲一臂之力，哪怕是对父亲有一句理解的话语。

二、“缄三派”之痛

        父亲的心里还压着一块巨大的磐石，那就是所谓的“缄三派”

        “缄三派”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各个反革命派别中，只有洛宁才有的一个反动组织。

        “缄三派”起源于一个叫张缄三的人。

        张缄三，洛宁陈吴泰山寨人，开明士绅，在当地很有威望，他在担任洛宁陈吴完小校长期间，聘请地下党员及先进知识分子担任教师，对他们的革命活动，明知不问，装作不知，暗中保护，应该是我党的统战对象。

        但他因为担任有国民党政府的职务，在土改时划为历史反革命，在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了。

        既然张缄三被镇压了，那么和他有关系的人就都受到牵连了。

        这些受牵连的人大部分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陈吴完小的师生和陈吴籍的地下党员，大约有一百余人。

        随着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缄三派”不断升级，俨然成为了一个有预谋的反党组织，有许多和张缄三关系不错的老师、学生或朋友，被诬陷是被张缄三打入我革命阵营的特务；连早期的地下党负责人奔赴延安后，在外地担任要职的革命者，也因此受到牵连和冲击，遭遇被检查、反省、停职等迫害。

        洛宁的所谓“缄三派”成员遭遇更加苦不堪言，他们除了接受组织审查、大会批、小会斗外，在文革期间还被造反派们私设公堂，采用拳打脚踢，挂牌游街，跪板凳，跪煤渣，以及白天不让喝水，晚上不让休息的疲劳战术等等各种刑法手段，迫使和张缄三有牵连的同志承认，自己是和张缄三同伙的反革命分子。

        期间，团县委副书记韦万儒，手管局副局长杜士英被逼自杀，远在新疆担任副市长的张芝灵同志也气郁成疾，患病身亡。

        父亲和张缄三并没有多少交集，在张缄三任陈吴完小校长期间，父亲在新寨国民小学教书，后来父亲担任陈吴完小校长时，请张缄三编过剧本《王贵与李香香》，在学校里编排演出鼓励群众抗战支前，仅此而已。但父亲也属于“缄三派”，文革期间被年轻气盛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戴高帽、“坐飞机”、跪板凳、拳打脚踢，疲劳战术等等手段都用过。真是身心桎枯，极尽侮辱，不堪言说。

        文革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所有因为“缄三派”蒙冤受屈的老干部都平反了，而“缄三派”也终因既不是什么派，也没有组织定性，以子虚乌有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这一场在洛宁政治舞台上沸沸扬扬了近40年乌龙闹剧，确给大批陈吴籍的革命者心里留下了沉重的疼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缄三派”之痛，不仅仅是父亲心里的痛，它是陈吴籍一百余名老干部的心灵之痛，也是时代之痛！

三、文革之痛

        洛宁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先从学校开始燃烧。

        那是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父亲刚从卢氏搞社教回到长水二中，就开始接受红卫兵组织的批斗。

        刚开始是文斗，大字报，刷标语，挂牌游街喊口号；渐渐的走向了武斗，跪板凳，“坐飞机”，拳打脚踢扇耳光，而且越演越烈，不好控制。

        随着批斗，父亲头顶的反动帽子也越来越多，走资派、当权派、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缄三派等等，纷至沓来。

        家人为此提心吊胆，只怕有不测发生。听妈妈说，批斗往往在晚上进行，每次批斗时，她和大哥会从长水二中西边围墙的一个狗洞里悄悄爬进校园，在礼堂外偷听里面的动静，待批斗结束时，他们会把父亲接住护送回家。

        这期间，父亲想到了自杀，他找好了地方，也准备好了绳子，但他的行动被妈妈发现了。妈妈藏了绳子，和大哥日夜守护了父亲三天三夜，父亲想通后对妈妈说：你们不用守我了，我想通了，我不会自杀了，我若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我现在只有好好的反省自己，接受批判，这是唯一的出路。

        文革期间，我年龄尚小，我没有看见过父亲被批斗的场面，但我记得平时和善不会发脾气的父亲，有一天突然大怒，把家里的馍篮子扔到了院子里，馍馍滚了一地，吓得我们都不敢吱声。

        还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人们在等着迎接最高指示，突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可能是最高指示来了吧，接着，一群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涌进我家，把父亲五花大绑，戴上高帽子，肩上插了许多彩色的纸旗，就带走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小朋友在中午时分，会到长水二中的主席台前看热闹，过一会就看到父亲一行大概七八个人，低着头从一个教室里排队出来，他们走到毛主席像前，列队站好，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毛主席语录，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再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连说三遍，然后去吃忆苦思甜饭；吃完饭后，再走到毛主席像前，如是这番敬祝三遍，就又回到了教室。

        多年以后，工作中偶然结识了一个父亲的学生，他对我说了一件事。他说：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大症了，我这一生听到的最惨的叫声是你父亲挨打时候的一次喊叫。

        我问他当时的情景，他说：那一天晚上在二中的礼堂开批斗会，造反派让你父亲举起双手光腿跪在板凳上，在问话时有造反派学生拿着破开的竹子条打你父亲的小腿肚子，中间有人推灭了电闸，在漆黑混乱的一刹那，有人把你父亲一掌推到了台子下，你父亲摔下去时候发出了一声惨叫，我至今不敢回忆.....

        在父亲学生的叙述中，我突然间就理解了父亲当年为什么会想到了自杀，父亲从来都没有给我们姊妹几人述说过这个场景，多年后父亲的小腿上都有伤痕印记，只说是文革挨打留下的，想必就是破开的竹条留下的烙印。

        1970年秋天，父亲下放到长水平峪村放牛喂猪，得以避开了肉体的摧残。

四、被边缘化之痛

        自1957年父亲从洛宁文教科长的工作位置调离后，再没有担任过一级机构的正职，父亲并不知道自己被党组织边缘化了的原因。

        我在阅读父亲档案的两份资料中，找到了答案。

        其一，中共洛宁县委于1958年3月21日做出过一个《对张恒声同志的使用意见》，意见中说：

        “张恒声同志被审查的历史问题是：参加国民党及国民党党网。参加中国共产党及脱党。

      ……

自该参加工作后,在五二年整风中对上问题已作了详细的交代，为其审查情况无啥出入，根据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组织部关于全国审干座谈会的情况报告的文件，第三条甲项规定精神，在使用上原则不受限制；但我们认为该同志的脱党及参加国民党党网,情节与性质是严重的，故对该同志的使用意见是不经过长期考核，不能让其担任党内的负责工作。”

其二，中共洛宁县委组织部于1984年11月7日做出了《关于张恒声历史上受限制使用问题的意见》，如下：

        “ 根据予组（1983）83号文件精神，对张恒声同志1958年3月21日限制使用问题意见进行了复议，经县委1984年11月7日研究决定：应予解除限制使用意见，政治上应予以信任。”

        这两份资料的署名栏里没有父亲的签字，由此推断父亲并不知道党对他限制使用了。

        父亲从此离开了他钟爱的教育事业，辗转在其他行业工作。

        1957年3月至1963年3月，父亲先后在崇阳区政府、故县水库、黄门煤矿、英豪焦厂担任代区长、副科长、副厂长等职务，后来英豪焦厂下马后，父亲回到了洛宁。我在父亲的文稿里，发现他在离开英豪焦厂时，有这样几句话：“1963年3月，我辞别了郁闷不开心的英豪焦化厂，回到了我十分不愿回的洛宁”。由此可见父亲当时复杂、矛盾和无奈的心情。

        回洛宁后，组织上安排父亲到长水二中任校长，告别工业，重返教育，父亲应该是比较满意；而且在五十年代父亲担任文教科长时，洛宁教育在河南省及洛阳地区都位于上游和名列前茅，其时回归教育，担任中学校长的父亲也一定会有施展抱负的想法。

        只是，那一场即将到来的熊熊燃烧的文革之火，把父亲理想焚烧成了灰烬。

        我在父亲的一张履历表上发现，1967年3月至1974年3月，分别在洛宁长水二中和大沟口水库工作的父亲，在职务栏里留白了，我能想象出父亲在填写履历表时尴尬的心情，因为当时的父亲在单位即没有职务也没有岗位。

        1978年，父亲平反后再次回归教育，任洛宁教育局副局长，1984年退居二线，其后，中共洛宁县委组织部对父亲做出了“解除限制使用，政治上予以信任”的意见。

        党组织对父亲的“长期考核”经历了26年的时间，从父亲36岁风华正茂的年纪，一直到62岁退居二线。

        2004年冬天的一天，病重的父亲在病榻上给我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批判和思想改造，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多，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五、丧父殇女之痛

        在文革期间先后去世的爷爷和二姐，是父亲心里永远的伤痛。

        1967年开始，爷爷身体出现不适，但父亲一直顾不上给爷爷看病。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熊熊燃烧，父亲被斗，没有了自由。

        先是被卢氏的造反派们掳走批斗，自顾不暇，生死未仆；回到洛宁后，又被造反派们轮番批斗；一直到爷爷病情严重，到县医院被确诊不治回家后，父亲才被造反派准予回家照看爷爷。

        爷爷那时已是黄疸肝炎晚期，在当时属于绝症，爷爷看到了久违的父亲回家陪他，十分高兴，他告诉父亲说想喝点酒。父亲不知道黄疸病人不能喝酒，他为了告慰和孝顺爷爷，就买了酒给爷爷喝，谁知爷爷喝酒后病情加重，两天后就去世了。

        爷爷去世时才67岁，父亲为此十分懊悔，他以为在爷爷抱病时日，他不能为爷爷寻医问药，扶持左右，又无知的给爷爷喝酒，加重了爷爷的病情，父亲心里非常内疚自责。

      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党中央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不起一点作用。

      那时候的父亲在洛宁长水二中被停职接受批判，远在老家的家人萦记父亲，就派二姐到长水去探望父母。

        二姐当年二十岁，她到了长水看到父母平安后，第二天就要回家。那天天降暴雨，洛河还没有通桥，母亲耽心过河危险，就不让二姐回家。

      但二姐回家报信儿心切，她趁母亲上班就偷偷走了，待父母发现后赶到长水车站拦截时，客车刚刚发走，只看见了行进中的车尾，任凭父母高声吆喊也没有停下。

      二姐到县城下车后，就到洛河岸边渡河，在她向洛河对岸的船夫挥手示意渡船时，不料脚下河提坍塌，她被卷入激流，待打捞上来时，二姐已经溺亡。

      父亲痛失爱女，肝肠寸断，内心悲痛，自不言说。

    父亲说他这一生最愧欠的两个人，就是爷爷和二姐。他说，对爷爷他没有奉养其侧尽孝，而二姐却为他在花季溺亡。

      1990年，父亲给爷爷奶奶立碑纪念，在碑文里，父亲用凝炼的文字表达了自己愧疚：

        “次女松叶，在文革中探父心切，强渡洛河，惨遭不幸殇逝”

      “儿长期任职在外，未能亲身奉养于其侧，鸟乌私情，深感有愧亲恩于万一”

      其丧父殇女之痛，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