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知蜜读1176】 2019/03/05 星期二 荐书蜜友：书童珊珊
文：艾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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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台湾知名体育主持人傅达仁的家人，根据他的遗愿，公布了他在瑞士安乐死的视频。
视频里，傅达仁手端一小杯毒药，淡然地与工作人员探讨服用方法。
端起小杯，面露微笑，对世界说“再见”。
服药后，儿子说：“爸，我们爱你。”很快，他在儿子怀里离开。
这段视频录制于2018年6月。当时85岁的傅达仁处于胰腺癌晚期，饱受病痛折磨，身高186厘米的他，体重不到50公斤。
他不愿意过一睁开眼睛就面对药物的人生，决定花掉毕生积蓄（大约65万新台币），去瑞士实施安乐死（瑞士是目前唯一接受外籍人士安乐死的国家）。
这条视频在社交媒体被疯狂转发，引起了大家对死亡教育的探讨，很多人为傅达仁的勇敢叫好。
在遗言里，傅达仁说人活着，应该“年轻时奋斗向前，年老时喜乐再见”。他更豁达地安慰家人：如果你心里有我，死亡就不是离别。
在台湾，傅达仁是家喻户晓的体育主持人。做过篮球运动员、教练，得过金钟奖，还参加了1991年央视春晚。他一生结婚两次，60岁谈了一场忘年恋，生下独子傅俊豪。
这样的一生，是活得精彩，死得轰烈。
年轻时的傅达仁
高晓松问开“死亡体验馆”的丁锐，见了那么多体验死亡的人，哪一种人最怕死。
丁锐说：没有充分活过的人，最怕死。
傅达仁一生传奇，他不怕死，他选择了死。临死前，他脱下病号服，穿着参加儿子婚礼时的衣服，向世界道别。
如果说，笑靥如花、努力成长，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像傅达仁这样清醒而体面地离去，则是生命告别应有的样子。
遗憾的是，很多人既没有痛快地活一场，也没有体面地死一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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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缺乏死亡教育的民族，我们特别避讳谈死。
丁锐在开“死亡体验馆”之前，做过临终关怀工作。他发现亲人在对待那些病重、濒死的人时，会把说谎当作善意，永远在骗他们：你会好的、不要紧、没事的。
这样做，虽然出于善意，却像逼一个没来得及复习的人，上考场。最终一定会错失很多重要的时刻，甚至悔恨终生。
这一点，我在母亲离世后体会特别深。
因为父亲的坚持，从母亲患胃癌到离开，我们一直骗她是重度胃溃疡，做完手术就能好。
母亲最后一次入院，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我们依然对她说，妈，没事的。母亲没有遗言，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喘不上来气儿”。
随着岁月流逝，我自己也做了母亲，体会到当时的谎言，对所有人都是伤害。
首先，母亲失去了享受人生最后时光的机会。
她一直规划康复以后做什么。如果知道自己有极大的可能不会康复，我相信她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度过那几个月。她会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她会尝一口她一辈子都不愿意尝试的水果；她会回忆过去的时光；她会告诉我，在没有她的日子，我应该怎样活着。
然而，因为懦弱与伪善，这一切成了空白。
对我们而言，必定要在无尽的悔恨里，不断猜测母亲真正想做的事、真正想说的话。可惜永远找不到答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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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讲过一件事。
因为父亲马季去世得十分突然，他久久无法面对。直到三年后，他梦见父亲在梦里告诉他：“我今天才真的走了，很高兴跟你做一世父子，有缘再聚。”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的放下了。”马东说。
作为中国传统父子关系中，得到父亲认可较少的儿子，让马东彻底放下的是那句“很高兴跟你做一世父子”。这是认可与肯定，是隐晦却珍贵的爱的表达。
死不可怕，我们放不下的是遗憾——
有许多话没来得及说，有许多爱还在心里。内心相爱却行为犯规的人，因为一方的离去，永远失去了和解的机会。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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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真实的态度面对挚亲的离去，很多时候是由于自私。
一个医生朋友讲过一件事。89岁的老人入院，医生对家属说，这个年龄没必要让老人遭罪，开点药，减轻痛苦，回家让老人再享几天福。
然而家属坚持治疗，因为孙媳妇快生孩子了，他们想要四世同堂。
插呼吸管的时候，老人看上去已经软弱无力的手，忽然握紧了拳头，喉咙里清晰地发出“不要”的声音。然而，管子无情地插进他的呼吸道，他失去了语言功能，也失去了说“不”的能力。
画家陈丹青在一篇纪念恩师木心的文章里写道：
“刚刚开始，眼见木心老死的过程，固然难捱，但是可把握、可度越，即便重症病室站那么一站，亦属于有为……
22日夜隔着玻璃罩努力看他，一时我竟巴望他仍不如回去重症室，仰面喘息。”
懦弱是人性，勇敢却需要训练。为了让痛苦来得晚一点；为了给自己更多适应的时间；为了他人的看法；为了愚蠢的“孝顺”；为了无谓的周全，很多人选择宁愿让亲人痛苦地活着，也不愿意让他们好好地离去。
最终，父母生无可恋，子女不再留恋，告别时没有温情、寄语，没有掏心的谈话与暖心的回忆。父母带着他们的故事迷散在尘埃，我们继续带着对死亡的恐惧，蝇营狗苟地活着。
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我们为了不死，磨去了所有活着的激情。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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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死亡教育是直视死亡，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思考活着的意义。
心理学家欧文·亚隆接触过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团体。团员们沮丧无助，直到一位女性成员站出来。
她说：“我已经决定了，毕竟有一些事情我还能做，我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如何去死的好榜样，通过我自己充满勇气和尊严地面对死亡，我能给孩子们和朋友们做个好榜样。”
生于1931年的欧文·亚隆，是仅存于世的国际医学心理大师
病患们开始做力所能及的事。
与亲人长谈，解决彼此的误解和麻烦；把人生的计划从以年为单位，过渡到了以天为单位。
他们决定不再考虑什么时候死，而是想着明天怎么活。
欧文·亚隆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人生虚度的感觉紧密相关。你越不曾真正活过，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强烈；你越不能充分体验生活，也就越害怕死亡。
也就是说，被压抑和辜负的人生，是通过死亡焦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你压抑自己的程度越浅，越能坦然面对死亡。
徒手攀岩狂人Alex Honnold的故事，佐证了欧文·亚隆的判断。作为生存率只有50%的高危运动从业人员，Alex Honnold 的人生信条是：以最大热情追求自己喜欢的事，哪怕为此付出生命。
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Free Solo》，拍摄的正是Alex Honnold徒手攀岩的经历。
台湾医生柯文哲说，人生结局只有两种：插管的和不插管的。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然而，医生永远无法避免死亡。在50岁的时候，柯文哲忽然想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死亡”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是“怎样才算活着。”
我们对死亡的焦虑，本质上是担心有太多来不急和未实现；而在生命最后一刻，对生的眷恋，也是对“本来可以，却最终未能实现”的不甘心。
一个人，怎样对待生，就会怎样对待死。对生之懦弱，造成了对死之恐惧。
过好每一天，就是长寿；不留遗憾，就不怕赴死，这是安乐死的傅达仁教我们的，也是死亡教育的真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