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这段是书里摘的,主要是出于惊叹,一个人一辈子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事)
跟随我胡老师已有半年的光阴,胡老师是苏子的狂热粉,作为胡老的狂热粉,必须紧跟其脚步。推荐我这个版本的图书管理员必定是一位博览群书的扫地僧。
一本书,我识得两人,苏东坡与林语堂,说来也可笑,在读这本书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林语堂,对苏子的了解也是课本那唐诗三百首。证明了我阅读量的缺乏,和对历史了解的甚少,以此记录,作为勉励。
《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另类以往其他作者书写的传记风格,作者将苏东坡一生归纳分类为28个部分,每个章节将一个主题以时间顺序进行叙述,这样的好处是容易区分主人公和章节名称的内在关联,不用看了后面再去翻前面。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力,使文字情景化,让人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如果自身对古诗词有一定了解,读这本书将事半功倍。(又是我的一个弱点......)。
作者对笔下的苏东坡则充满了无尽的爱——“我写苏东坡,因为我了解苏东坡;我了解苏东坡,因为我爱苏东坡”。强烈主观情感的代入,但《苏东坡传》中尝试以剖析历史为基本点的林语堂在叙述历史时仍然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尽可能地呈现出一个复杂、丰富而又完整地苏东坡形象,使读者能够在相对客观的历史环境下从多方面理解东坡本人,从而一睹一代大文豪的多样人生。
大致来说,苏东坡于北宋历史上承担着两个重要身份,也就兼具了两种相辅相成之人格——以“正人君子”之人格肩负政治家之身份;以“文人雅士”之人格肩负文坛领袖之身份。而“东坡”之称,实为苏轼谪居黄州后始用,作为一个已经历过乌台诗案等一系列激烈的党争政争的他,斯时早已褪去英年得志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咄咄逼人之气,而多了一份成熟,恬淡,智者般的大智若愚。东坡时代是苏东坡真正成熟的时代,作者以“东坡”之号为苏子作传,既是一种形式上的尊敬,也是一种原发于内心倾慕和肯定,对苏子无论是政治人格还是文学人格上成熟、深刻和睿智表现出极大的赞许。
在北宋自王安石变法以来的激烈的政治斗争环境下难以真正做到置身事外般的“超然”,然而在作者的重构和阐释下,东坡成为新旧两党丑陋党争中唯一的正人,也是唯一能够体察民间疾苦,真正做到为民请命的“政者”。这其实为苏轼仕途上的坎坷跌宕塑造了一个很好的悲剧语境——正是因为夹于两党之间,又难以独善其身,苏轼成为新旧两党攻讦的对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困境,苏轼最终,才落到流放岭南、客死域外的穷途末路。而一个如圣人存在的苏子,亦需要一个邪恶无比的反面角色相衬托,尽管两党皆对苏东坡有不满,但作者还是将矛头对准了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不仅用“拗相公”(王安石外号)一章专门抨击王安石;在其后,我们都能看到作者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引发的政治斗争的不屑于不满。苏轼与王安石的政治对立,成为了贯穿苏东坡政治人格主线的主要二元矛盾,在作者的解构下,东坡的政治生涯呈现出一种戏剧化张力,强烈的冲突感加上悲剧的结局,使得政治人格解构下的苏东坡有一种“英雄”一般的强烈存在感。
苏东坡于文学上的成就远高于政治上的成就,然而,在我看来,林语堂试图用文学上苏东坡的唯美和不朽,在增添苏东坡的人格魅力的同时,缓和苏东坡政治人格线条上的冲突与对立。作者以一种平行架构的视角,强调了政治上的苏轼与文学上的苏东坡“交替出现”的场景感,而往往在政治上失意的苏轼,又同时是文学上高产的苏东坡——无论是谪居黄州的顿悟,还是驻守苏杭的缱绻;无论是《赤壁赋》的高远清雅,还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清新浪漫,作者在叙述文学人格的东坡居士时,大量引用苏轼的原作,其实是希望读者更多地以纯文学角度赏析苏东坡,从而感悟他的思想,仰慕他的人格,最终惊叹他处变不惊的心性。文学人格的东坡,是豪迈与清婉的结合体,高雅、唯美,同时充满着柔和,力求在历史语境中做到客观的作者,便在文学阐述上对自己所爱的苏东坡,倾注出无限的情感。
总之,与简赅的正史与晦涩的研究相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应该是我们了解苏轼的不二之选——它既没有正史过于符号化和简单化的人物评价,也没有学术研究作品过于复杂化的解读,它只是在作者对苏东坡强烈的情感动机下对苏子的一次重构,站在东坡自己的立场上所书写的漫长而多彩一生。政治人格叙述时的戏剧化冲突,文学人格叙述时侧重的纯文学赏析,使得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张弛有度,既不会亢奋,也不会倦怠。正如作者自己所表述,他要做的,其实是“打开尘封千年的历史故纸堆,将一个已模糊不清人物还原在大众面前”,而林语堂先生也真正做到了这点,即尽可能摒弃既已存在的简单观点,呈现了一个复杂多面,但始终勿忘本心的大文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