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有任务，比如农村人要给公家交猪。城里人金贵，皮嫩，干净，嘴细。要吃白面，要吃肉。在农村过年能杀一头猪的人家极少，似乎天下的猪只要把臭粪拉在农村就行了，肉是注定该金贵的城里人吃的。
从古到今，城里人要农村人伺候。交猪，是任务，一家一头。要达到一定的重量，上面有明确要求。多少斤，我忘了，反正，缺一两，公家不收。
提起交猪这件事，我是跟着大人参与过的。在猪买回来的近一年里，全家人几乎围着它转，母亲在农业社干活，总是赶分赶秒回到家，给我们做饭，给猪和食。我和弟弟更有了一件必须要做的活，那就是给猪铲草。
猪长的快要达到标准的时候，母亲每隔几天，就要叫人帮忙把猪秤一次，绳子捆的猪拼命叫唤，好像怕杀了它，特别是一进腊月，它更怕，因为猪最怕过年。
终于，猪的重量在规定的砝码上翘了秤杆。明天，猪要出远门了，且是肩负着全家人的使命赴黄泉。全家人自然有点难过，依依不舍，母亲便挖来一碗金黄的苞谷，这大概是这头猪有生以来，笫一次纯纯的享受到一碗粮食的日子。当然，这碗苞谷也含着些阴谋诡计在里面，担心猪的分量不够，交不上，吃一碗粮食压称。但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对策，收购组的干部也不是吃素的主，所有的猪，全集中收购组的大圈里，太阳沒命的晒，晒的满 圈的干土都都冒烟。猪嘶人叫，任你喊骂声，抱怨声一片，就是不见过称的人。直到人晒乏，猪拉净，才见几个干部咬着纸烟，出现在人群，歪戴着帽子，吆喝村民们把猪赶进过称的栏杆里面，他则慢条斯理找着称砣，那称的杆子总是在村民的抱怨声中被他们弄的高高翘起。这使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对干部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
我把自家的猪拿进了收购组的大院里，看见己经停了许多架子车。几个叼着纸烟的干部在场子里走来走去，幺三喝四，人骂猪叫，满耳朵一片嗡嗡响。
"给我家的猪过称。"我说。
"等着！"一个干部说，"急球啥哩？"你的那点坏心眼，谁不知道，哄鬼哩！等狗日的拉完了再说！
"你才狗曰的哩！"一个社员悄悄地骂。
干部果然是干部，怪不得他们走路都背着手，背着手，脖子就能挺的高，看得远。不上一个时辰，那些猪，真是狗肚子里装不下二两酥油，一个个蹲下后腿，拉撒起来。急得一个社员在他家的猪尻子上踢了一脚，骂道:"狗日的！我的两碗苞谷面白糟蹋了！"
直到下午四点左右，人和猪都饥肠辘辘的时候，开始过秤了。场子里顿时一片拥挤。
没有达到斤数的，垂头丧气，拉了架子车往回走，一路上，把猪和干部混淆在一起骂了个底朝天。把路上的石子踢了个远，碰疼了自己的脚趾，又骂狗日的路，漫漫长长，沒完没了。
猪走后的头几天，一家人睡不着觉，总感觉一下子空荡了许多，冷清了许多。那敢情，好像家里少了一口人。
时间过去了多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场面，收购组大圈的猪粪，臭气熏天，恶臭了我许多年。我家那头黑瘦的猪，和母亲一样皱折的脸，咽下一口野莱时的艰难，玻璃球似的眼珠，总在我的心头，轻轻地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