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原文】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取庸”就是雇佣帮工，“建缮”这个词先秦直接连用的例子不多，但意思就是营造修缮，没有多大疑义。“大夫”和“家长”是近义词，先秦时期，起初一般卿大夫之采地才能叫“家”，一般人叫不起。比如《论语》里常说“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在邦”指的是为国君做事，“在家”指的就是为卿大夫做事。但是到《韩非子·十过》中，已经出现了“万家之县”的说法，说明战国末年，“家”的概念已经降级平民化，和“户”是一样的了。《商君书》这一段里，“家长”仍然应该视为卿大夫。
这一段可以和《管子·轻重篇》对照，更容易理解：“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
《管子》讲的一层意思是，不要因为卿大夫家族营造修缮这些私事，需要雇佣大量百姓来帮工，而误了农时。农业耕种和其他事情不一样，很注重时令，错过时间则后果致命。顺便说一下，先秦典籍里说到“时”作名词用，很少指“小时”，即一天里的时辰；多是指“大时”，往往指季节，比如“四时”。所以孟春之时，不仅要令卿大夫家族不要随便修缮墓室，建造宫殿台阁城墙之类，还要禁止沿海地区的民众聚集起来煮盐，这些工程需要占用大量民力，必须停下来让民众复农。
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民众自己不知道错过农时的重要性吗，为什么甘愿被雇佣而不去耕种？这也和农业的特点有关。农产品收获是一件长期、且难保预期的事情。种子种入地里，需要漫长的等待，中间遇上一点天灾人祸，可能就白忙。相较而言，短期帮工不仅见钱快，风险也少。任何一个明智的农民，只要有长期稳定的雇佣工作可干，都宁可舍弃农田当一个职业帮工。比如替大户煮盐，一年四季都可以煮，工钱日结月结，都好过种地望天而收。但农业时代越多民众离开耕地，对于国君的仓库就是一种打击，对于整个社会的抗灾能力也有影响。所以需要在农忙时节禁止一些占用民力的工事。
农民选择风险更小的帮工来做，无可厚非，不过到了《商君书》里，就被视作“惰民”了，这当然是一种国君视角的偏见。
比起《管子》提到的不伤农时，《商君书》还多了一层意思，它认为大夫家长们兴建修缮，实质上是扩大自己的财富和资本，会进一步导致子孙后代“惰食”，躺在资本上面好吃懒做，然后占用更多民力。故禁止“取庸”和“建缮”，目的正是把民众驱赶回农地里，让他们本本分分耕种，不要作其他妄想。
8、【原文】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逆旅”是旅社，有官方和民营的两种。秦时的官方旅社，就是众所周知的“亭”。典籍称“十里一亭”，这种距离设置肯定充分考虑了当时马与车的交通能力，所以虽然“十里一亭”是《汉书》的记载，先秦制度应该也相差无多。严耕望先生在他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统计过，西汉末年平均下来每个乡约有4.5座亭。不能望文生义，觉得此“亭”就是旅游景区那种小凉亭。秦汉的亭实际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它兼有治安、通信、招待住宿、矛盾调解等多种功能，有时还会形成商业集聚区，相当于是把今天乡镇的派出所、招待所、邮局、综治中心集成在一起了。一座亭周边的区域，叫做“亭部”，亭长对亭部居民有管理职能。司马迁写过一封《报任少卿书》，他的这个朋友任少卿叫任安，曾经担任过长安附近一个极小县的一名亭长，亭部居民经常集体打猎，就需要任安指挥调度，打来的猎物也要由亭长按照参与者的爵位来统一分配。除此之外，亭长还负责抓捕盗贼，受理亭部居民的诉讼，接待来往公差等等，其实是个很有实权，也很容易积累威望的小地方官。
官方的亭是由早期的军事建筑发展而来的，一般只设置在主要交通干道。民营的“逆旅”，可以作为补充。《商君书》此处所称的“废逆旅”，不可能指亭，而只可能是指民营场所，理由是废除这些旅舍之后，不怀好意（奸伪）、浮躁好事（躁心）、暗中勾结（私交）、不肯专心务农（疑农）之徒就没法到处乱跑了。
接下来这句“逆旅之民无所于食”，指代对象有争议。《商君书锥指》作者蒋礼鸿认为，是指旅舍的老板，“逆旅主人”。废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这一群体就只好复农。中华书局全注全译版袭用了这一观点。但是这一解释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过去旅舍主人，未必不同时耕种，之间冲突没有那么大。第二，假如只针对旅舍主人，整段话作“废逆旅，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就行了。“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这一句就全是冗余成分。而现在这一句里，显然“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才是重点，一所逆旅只有一户主人，接待寄食的“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却源源不绝，从数量上来看，也是后者为重点防范群体。这几种人没有容身之处，不得远行交游，当然只能乖乖地回去种田，如此，土地一定能得到更大限度的开发。
同样，废逆旅这条理论大概率也只是理论，很难付诸实践，而且也没有史料能够证明在秦国曾真的推行和实现过。
9、【原文】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就是由国家来统一管理山川森林、河流湖泊这些自然资源，但是没有明说怎么管理。
自然资源本来是天下生物公用的，无论人类、草木、鸟兽、鱼虫，都可以无偿使用。但是人类社会有了阶级之后，情况就改变了。一些比较重要或者稀缺的资源，成为特定阶层的私有，其他阶层的人若想使用，必须付出一定代价。例如《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里，有一句著名的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连大家最依赖立足的土地，名义上每一寸都是周王的。当然，实际上在周朝，土地是分封给各个封君（包括诸侯、卿大夫）实有的。既然土地为封君所有，那么封君理所当然可以管理土地上的各类资源。
如何管理，不外乎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完全放开，让百姓可以自由地去树林樵采、原野打猎、山中挖矿、海边煮盐，各自为生。第二种是只在有限时间内开放，其他时间严令禁止。还有第三种是对民间完全禁闭，绝不允许百姓染指重要资源，只允许官方开采自然资源，制作成品来提供百姓使用。这三种方式里，前两种有时也不会无偿提供百姓使用，可能会收取一部分税（实物或者货币）。如《吕氏春秋·孟冬纪》：“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意思是在十月份收取自然资源的税赋。
《商君书》这里提到的“壹山泽”，从下文来看，似乎有第三种的意思，目的是让“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恶农”，厌恶耕种；“慢惰”，拖延懒惰；“倍欲”，贪得无厌，不满足于务农带来的经济收入，这些人可能会弃农，转而去从事采集、冶炼、煮盐，通过转售自然资源或其周边来致富。如果国家把山泽封闭管理起来，他们“无所于食”，当然只能返农，去为国家开垦荒地。
我们看《商君书》，要习惯用反推的思维模式。因为商君书里绝大多数都是理论，是建议，是为了改变，我们反过来可以推知，当时的社会现实，应该恰恰是和建议是相背的。
所以，战国时期各国对于不同自然资源的管理模式，可能并不一致，但大体上，比较重要的资源，采取上述第二种管理模式应该会多一些，即有限制的开放。比如《管子·立政》里提到：“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以时禁发”的意思，就是只在特定时间里对百姓开放。为什么？出于两个原因，原因之一前面曾提过，不误农时。这一点是先秦，甚至后世历朝历代治国理政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农业帝国嘛，要确保农作季节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原因二则是对自然资源有限度开发，不涸泽而渔，要给资源，特别是生物留出时间生育繁殖，这个原因体现在先秦的四时月令知识记载中。《吕氏春秋·孟春纪》：“是月也……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先秦人认为春天是生物大量蕃育的季节，尽量不要在此时伤害它们。
出土简文也能证实秦国可能采取了有限制开放的管理模式。云梦秦简《田律》有：“春二月，毋敢伐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廲、卵、鷇，毋□□□□□□毒鱼鳖，置井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棺椁着，是不用时。”只有为死者伐木做棺椁，可以无视时间限制。
10【原文】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这一段是讲控制售酒，要抬高酒价，加重酒税征收。“朴”字原义是指树皮。树木要拿来用，必须削去树皮，再事雕琢。所以有树皮的木材，就是尚未加工的、保留原本粗糙面貌的木材，所以“朴”字引申出原本、朴素等含义。这里“朴”就是酿酒的成本。“令十倍其朴”，当然是指酒价。而手段其实不需要用行政命令来定价，只需要对酒业征重税，酒贩子为了不亏本，自然就涨价了。但是一涨价，客户需求就会变少，还是没有钱赚，于是耗不起的商贾只好转行，或者复农。
为什么要严控酒，除了一贯的抑商思想，还因为酒有其他的特点。
最早的酒肯定是自然发酵，而商代就已经有人工酿造的酒。不过先秦的酿造酒酒精度很低，味道淡而甜，不仅活人喜欢喝，还在祭祀中用来孝敬鬼神先祖。这是酿酒的需求一面。然而酿酒以谷物为原料，消耗大量的粮食，这是矛盾冲突的一面。所以历史上一到粮食紧张的时候，特别是战争年代，就控制酒的酿造。有时从源头控制，直接不让民众私自酿造；有时从销售路径控制，对酒征重税，如《商君书》此条。汉武帝执政后期曾实行酒榷，就是官方垄断酿造和销售两条渠道。
所以，《商君书》建议对酒控制，也是多方面的考虑，除了让商贾复农，减少酒的流行还可以“让民不能喜酣奭”，“酣”是酗酒的意思，“奭”字比较麻烦，俞樾解释为脸红，蒋礼鸿解释为醉而怒，中华书局全注全译本解释为过度。不太好说哪一种更正确，但整句意会起来差不多，就是不让民众过度饮酒的意思。另外大臣也“不为荒饱”，“荒”是放纵、放任。于是严控酒的销售，达到了三个效果。一是商贾少了，则“上不费粟”，粮食糟蹋得少了。二是民众没办法动不动喝酒，不会因醉酒而耽误农事。三是大臣也不会因酗酒而不处理政事，“国事不稽”，“稽”字前面解释过，释为留止，事情不会停在那里得不到办理。
这里的“十倍其朴”，肯定是夸张的说法，现实不可能做到如此极端，也无法完全杜绝酒的使用。先秦民间酒肆较为多见，而且很多都由女性经营。
11【原文】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讼，很刚之民不斗，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这句话的关键点其实有两个，因为放到一起，容易以为是一个。“重刑”是其一，“连罪”是其二，两者可以结合，但不是同一回事。
《商君书》里有少数核心理念，所有的篇章，无不围绕这些核心理念反复展开阐述。“重刑”就是一个，所以后面还会有很多处提及。不过“重”字在先秦文献里用法多变，有时候表示“加重”，那么“重刑”就是加重量刑的意思；有时候表示“以……为重”，那么“重刑”就是要突出刑罚的重要意义；还有时候表示“慎重”的意思，那么“重刑”就是不轻易使用刑罚的意思。前面两种解释都符合商君书的思想，而具体到“重刑而连其罪”句中，私以为应该是第一种，加重量刑之义。为什么提倡重刑，我们留到后面专门的篇章里集中讲解。
“连罪”也叫“连坐”。《仓颉篇》：“坐，罪也。”“坐”是用以定罪的法律术语。“坐赃”，就是定为贪赃之罪。“坐腰斩”，就是被定腰斩之刑。那么“连坐”，顾名思义就是因一人之罪而关联其他人。连坐也是商君书的核心理念。和重刑一样，后面有专门章节再说，此处先放一放，因为这一篇主要还是讲垦草。
《商君书》以为，推行这两项政策，可以起到五项效果：一根筋和急性子的不动辄斗嘴了（褊急之民不讼），性子凶狠刚烈的不随便动粗了（很刚之民不斗），好逸恶劳的不四处游荡了（怠惰之民不游），喜欢奢靡生活的不铺张浪费了（费资之民不作），奸佞之徒也不敢轻易生事（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对于开荒耕种有很大好处。这种推理的逻辑点落脚在，必须把斗嘴、动粗、游荡、铺张、生事作为一种罪恶，预先入刑，才能通过“重罪”和“连坐”来实施惩戒。
12【原文】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燥欲之民壹意，则农必静。农静，诛愚乱农之民欲农，则草必垦矣。
这一段的理念很简单，禁止民众随意迁徙，这是为了更有效地把民众与土地、与耕作绑定，同时带来的好处还有统计、征兵、赋税、维稳更方便。
但是这一段的文字具体怎么句读和理解，问题却比较多。
首先，“诛愚”二字怎么解释，就有争议。最主流的解释，是清朝大学者俞樾提出来的，他引《庄子·庚桑楚》篇中“不知乎？人谓我朱愚”，认为“诛愚”就是“朱愚”，古人用字经常同音互换。他又根据晋人注解《太玄经》“修侏侏，比于侏儒”句时，所说的“侏侏，无所知也”，认为“侏”和“愚”二字意思相近，合起来就是一个同义复词，表示智术短小。这个判断非常合理，所以提出来之后就被普遍接受了。不过后来也有一些其他意见，有人把“诛愚”理解成动宾结构，“诛”是动词，释作“去除”，那么“诛愚”就是去除愚昧。还有把“诛”释作“责备、鄙视”的。我的看法是，都不如俞樾的见解更准确。
接下来是怎么句读的问题。我看过几个现在流行的版本，都认为“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之后应该断句，解释为：让民众不能随意迁徙，他们就会变得愚昧无知。不但缺乏必要的逻辑，还把“诛愚”和“乱农”四个字割裂了。我们看后面紧接着的话，“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必静”，很显然，前面的“诛愚乱农之民”，就是后面的“愚心躁欲之民”，“诛愚”对“愚心”，“乱农”对“躁欲”，只不过为了避免行文重复，换了表达方式。所以，更好的句读是：“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燥欲之民壹意，则农必静。”整句话是递进的推理，让民众不能随意迁徙，那些愚昧无知、急功近利的乱民就失去其他生业了，“无所于食”，所以必农。因为必农，所以心思也专一了，“壹意”。那么整个国家的农业就得到了安定发展的环境。逻辑很通顺。
最后一个问题是，整段话的最后一句，流传下来的版本早先只有“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于义不够充分完整。民国人简书在“诛愚”后添了“乱农之民欲农”六个字。农业安定、乱民复农，土地一定能得到开发。大家觉得添得比较合理，很多版本就接受了。另外，也有一些版本没有采用简书添加的内容，而是改加法为减法，去掉“诛愚”二字，认为是衍文。我认为加字更好，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既然加了字，那么在处理整段话的时候，不管如何理解，至少前后要一致。不能前面把“诛愚乱农”四字分开断句，后面又让它们紧密相依。
那么回归此文本身，具体用什么方法禁止民众随意迁徙呢？《商君书》这里也没有提，不过后面会说到，即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基层治理手段，到时候再作详细介绍。
13【原文】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这段话的疑义非常多，目前尚无定论。
疑义之一：“余子”究竟指代什么人？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余子肯定是“后子”以外的其他男性后代。“后”是宗法术语，指子女中唯一继承人，通常为男性（注：特殊情况有女性继承户主，作为“户后”的。）。比如一个人，生有十个儿子，其中只有一名可以继承父亲的爵位和本宗的祭祀权，这名继承人才有资格叫“后”，其他儿子是不配的。孟子所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后”，就是指这个继承人。光有儿子，没有指定哪一个为继承人，也叫“无后”。相反，自己没生，过继一个来指定为继承人，也叫“有后”。在当时，祭祀先祖十分重要，没有“后”，祖先的亡魂就得不到血食了。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都要立“后”。再到春秋战国，编户齐民也要立“后”，因为平民也有爵位要继承。有了户籍制度，还要立“户后”，继承户主资格。那么，除“后”以外的儿子，就都叫“余子”了。
这里的问题是，此处究竟是指卿大夫贵族家的“余子”，还是泛指包括平民在内所有家庭的“余子”，存在争论。后一种观点的依据是，《史记·商君列传》里有：“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一条基本已经被证实为秦国确凿施行的政策。
但我想重审的是，如前所说，《垦令》不能视为商鞅真实推行的政令，只能当成理论，且究竟是商鞅本人的理论，还是后学整理附会，都成问题。所以我的意见是，因为后文有“大官未可必得”，限制贵族余子，让他们不能轻易得到高官厚职，才有意义，因为他们原来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是平民，根本不需为此专门出谋划策，“大官未可必得”就成了一句废话。综合来看，“均出余子之使命”，大概还是指向贵族的“余子”，让他们独立成户，来承担过去可能不需要承担的赋役。
疑义之二：“以世使之”怎么解释？主要是对“世”字训诂的问题。有的解作“出身”，朱师辙认为可能是“册”字的讹误，余子独立成户后，就有自己的户籍，也叫册籍。根据户籍的性质，加给他们不同的赋役。我倾向于朱说。要之，这里虽有疑义，但不影响理解。
疑义之三就非常影响理解了。“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我们先放下这句，来看后面的结论。“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我们已经看过《垦令》篇不少理念，它的句式基本是一样的，结论处必先重复前面的推理结果，再强调“必农”的效果。因此，“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这两句应该就是前文推理的结果。原则上，“不可以辟役（不能够逃避赋役）”应该是“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的推理结果。那么，“大官未可必得”，则应该是“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的推理结果。
现在对于“解舍”，有两种争议观点。一种认为是免除徭役资格的意思，高其解舍，就是提高免役的条件。但是这样一来，就还是在论证“辟役”，而不是“大官未可必得”。所以另一种观点认为“解舍”是“廨舍”，即官府门户的意思。高其解舍，就是指想方设法限制贵族余子与官府要职人员私下交游，谋求官职。后一种观点更符合行文逻辑，我倾向于这一种。
不过“令有甬官食概”这一句何解，仍要存疑，留待方家高人考证。理论上讲，这句应该也是在论证“大官未可必得”。
最后，这段话整体目的，还是在于消化稀释大族世家的实力。大族的余子，是不上不下的中间阶层，既不愿意和平民一样辛苦耕作，也不如“后子”有更优越的政治和经济资本。他们有一定的人脉，又有相当的学识，是最有可能“游事”权要的一群人。而交游恰恰是《商君书》所极力反对的现象，故赋以劳役，又堵塞其交游之途，强迫贵族余子降为耕作阶层。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