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父母老师就教导我们考得好时不能骄傲，要更上一层楼；考得差时不能沮丧，要迎头赶上。最好能做到宠辱不惊。
这样的说法似乎最没有什么错，不怪乎那么多人将它奉为圭臬。王维有“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菜根谭》里有“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连我最爱的苏子都教导我要“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说的人多了，说的方式多了，它自然就成了我前十八年里的一种政治正确。我对此深信不疑甚至自觉地将其奉为准绳，宠辱不惊的自我要求烙印在我人生的前十八年里。
慢慢地，我学会了一种虚伪的成熟——考得好时，要强压心里狂喜，自谦说:“是运气好，题简单；”考不好时，要掩盖心碎了一地的狼狈，装作不在乎地说:“小事情，谁还没个失败的时候。”
表面上，或者说事实上，这种宠辱不惊真是一种“节能高效”的生活方式——降低了我们的情绪成本，减少了“打脸”的机会，掩盖了当众出丑的狼狈……不怪乎我能相信它那么久。作为一名现行高考制度下的受益者和所谓的“宠辱不惊”的高段位者，我不能否认“宠辱不惊”的优点——它确实是一种“节能高效”的备考心态。它试图把我的情绪浮动降到最低，甚至努力将我的心跳频率维持在一个平均值。节能啊！高效啊！
怦然心动，好久远的感觉了。我还可以佯装不在乎。
怦然心痛，纯生理性的胜利，终于一巴掌扇醒了我。
事实证明，肤浅的认同并不能在大悲大喜面前给予我切实的指引或安慰，反倒让我更压抑。
高考分数出来后，我以为已经取到真经，就没太在意填报志愿的事。所以，我对填报志愿有挺大的误解，第一志愿没有服从调剂，“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可能性很大。当时真感觉天塌了，不只是三年努力白费，还要赔上一年，更有可能再受煎熬后的结果也不会比原来的成绩好。
十八年的驯化和后遗症告诉我不能哭天抢地，我“平静”地告诉父母事情的严重性，他们背着我吵架，以为我没听到，我不想打破这份“以为”却忍不住黑色幽默一把：说好的宠辱不惊呢？真正的煎熬是要认真考虑复读，等录取结果的那段时间我做了五个关于复读的噩梦。次次一身冷汗却又无泪可流，不太习惯了。我笑：这种段位算高了吧，还好高考资料没丢。
我还能调侃它，还是因为后来发现只是虚惊一场。我如愿被理想大学录取。父母朋友夸我有大将之风，宠若不惊。
我没有欢喜若狂，掩着掩着，我发现我失去了真正快乐的能力了，心里好像真的没有由衷的欢喜了。当时只感到深深的落寞与惊惧——我仿佛成了一个被阉割的人，像挨了锤的牛一样。王小波的话让我很有共鸣：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太压抑了，我要痛快哭一场！关上门，没有时间、没有声音，有颤动、有心悸。
哭透了，我觉得自己活过来了。我开始憧憬乐透了的快感。
够了！我还这么年轻，凭什么要宠辱不惊？
凭什么要我在欢喜时预支无妄的悲伤？
凭什么要我在心碎时设想虚无的满足？
真的不虚伪吗？
真的能骗过你自己吗？
真的甘心就这样被骗吗？
别以为是我幼稚加上叛逆期复发，也别以为我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受虐狂，我是认真思考过“宠辱不惊”的。
俗一点的角度看，得意时不张扬，是不想树敌；失意时不颓废，是为了生活。它更像是一种姿态展示，自保而已，哪里是真的超然物外。
雅一点的角度看，“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更像是一种修行，其中精微奥妙别有洞天，浅陋如我，不能妄言肆评。我只是斗胆想问:没有阅尽千帆的心无波澜和心如死水有什么区别？我还这么年轻，凭什么一味要求我宠辱不惊？
过分强求形式，讲究姿态；任性地忽略过程，不顾对象。玩意儿再好，也不对头了。
我知道，任情后不免伤神。
但遍体鳞伤总好过麻木不仁。否则，人会枯萎，眼会无光。
再说，谁能断言我不会涅槃重生？
我开始为一片云驻足，为一朵花流泪，为一颗星遐想。
现在，
我觉得自己跳脱而又轻盈，轻盈而有力量。
我能更透彻地品味欢愉，也能更平静地与苦痛相处。
晚点再见吧，“宠辱不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