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道德辩护，听上去是一个奇怪的动作。大约是因为，对社会道德的遵守，对普罗大众而言，是一件顺理成章且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不需要特殊的再申明或者利益阐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中——我们相信社会公德以强大的约束力制约着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且基本上所有的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德的维护都是自发而积极的，并不存在外力的强制与胁迫。就连我们的教科书都说，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就在于道德是没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作为实施保障的社会规范。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将违背道德这样一个动作作为一个正面的行为标签加诸己身，这从侧面反应了道德约束的普遍性与潜移默化性乃至强制性，它似乎不需要明文书写，就能够在人心之间分辨出一条善恶的界限，并且诱导人类鼓励遵守道德的人，而惩罚失德者。常见的手段包括但是不限于：高调宣布失德者的劣行；宣布与失德者切断经济或者社会层面的联系；断绝对失德者的物质与精神帮助；更有甚者利用私刑手段报复失德者，等等等等。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为这个问题更添加了一层功利主义层面的解释：为什么要为道德义务埋单？因为如果胆敢有人不这样做，他就会部分乃至全部意义上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源而寸步难行。如此一来，哪怕是为了更丰富的物质与社交需要，社会成员都应该起码在公共领域，成为一个无道德瑕疵的人。

如果不是遇到道德虚无主义者的质疑，这些看起来是那么的顺理成章。然而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为我们所正视，那就是：道德为什么是必要的？道德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工具？如果道德既有阶级性，又有历史局限性，那么我们今天遵守一套道德标准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看起来它总是要过时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敌对方已经率先在道德上给出了糟糕的表率，我们还需要恪守平均水平以上的道德水准么？这是否会为敌我之间的博弈带来不利的因素？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遵守旧道德对个人的福祉乃至社会的发展，都没有什么益处。这些拷问迫使我们不得不给出回应，以达成对道德律的辩护。

本文将会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管中窥豹，去解释一下这个人类社会永恒的伦理学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以及，为什么非道德的手段不能达成正义。

第一，朴素道德的起源并非出于统治者的统治需要，而是人类形成社群所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即使在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也已经有了非常朴素的道德感与权利意识的萌芽。宣称道德只能是被统治阶级加以规范化的人，似乎已经在历史上忘却了这一事实——那就是道德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某种本质性——并不是统治阶级的需要才产生了道德，反而更像是一些人因为在原始社会末期成为道德模范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脱离了道德的约束，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不能预测他人的行为，而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隔绝开来，更大规模的社群的形成将变得不再可能。也就不能再推动着人类，发展生产力，提高物质生产水平，以及取得令人震撼的社会进步了。换句话说，道德的内容，形式等，固然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阶级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而一个不依赖道德可以稳定运行的社会，在人类的实践行动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个更理所当然的事实是，社会的形成极大的增强了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综合福祉。因此，首先，道德本身是必要而非可有可无的存在。

第二，道德在不同的群体之间起到不同的调解作用，恰恰是人类扭曲了道德律的结果。

对道德持怀疑态度的人直言不讳的提出，道德经常在不同的人群——诸如年龄，性别，宗教信仰，肤色等等之间设置双重标准，这是他们难以忍受道德说教的关键原因。如果道德是正义的，那么它为什么总是在面对一群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时，就突然失去了批判性呢？难道是因为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天然在道德上具有权威的合法性？我们当然不能认同这句话。事实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恰恰是人类社会扭曲了道德律的后果，是其他因素的介入——这些因素往往在道德律上是非法的，使得道德的约束力看起来只针对弱者和没有那么强大的人。对平等的追求是社会大众的普遍追求，如果不能在法律与制度上惩罚作恶者，难道我们把道德律的武器抛弃了，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了么？恰恰相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道德在很多情况下，是我们能够对抗占据优势地位的人的最佳手段乃至唯一手段，而它爆发出的能量又是巨大的。对道德律的背反是前提，通过这个前提不能反过来成为否定道德律的理由。

第三，我们能用非道德的手段达成我们宣称的正义目的么？

答案很简单：不能。

1.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成为手段。

从社会总福祉的角度来看，破坏道德的人恰恰是向社会抛出一个赌注，自愿承担由于他的非道德行为带来的社会失范，有一天会报应在他的头上。支持在道德上双重标准的人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无论在一个议题上的A-B面上，他无原则的偏向哪个位面，都不过是为对立面提供一种扭曲的合法性罢了——而这种对立的加深会严重的影响社会总效益的增长，加深双方的裂痕与猜忌，并且会让社会趋近于一片丛林。短期内，对道德的摒弃确实能够带来复仇的快感与价值，然而这种细末的价值很快就会被强大的社会平衡器溶解掉，并且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而被复仇的工具——即那个人，他往往是无辜且无害的。一方面，社会造成的群体的割裂并没有在他的身上得到弥补，人们只是将一种看似倒转的道德秩序用作惩罚的工具用在了受害者身上，从而导致的不是旧秩序的崩溃而是加深，而且还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另一方面，利用无辜的人作为报复，只能进一步掩盖旧秩序下真正存在的问题——人们关注的交点只在于快意恩仇了。这样的行为如果都能被赋予合法性，那么旧秩序本身为什么就不可以是合法的呢？

2.将人作为手段的最终结果就是对人的去人格化。

人的全部尊严与价值，无在乎其他，只在乎他是一个人本身，这就是最充足的理由。而双重标准的支持者们，所谓的合理反抗，并不是把旧的压迫与规训，从旧的受害者身上拿开——或者他们也许呼吁要拿开了——然后扭头就给新的受害者套上了。更令人唏嘘的是新的规训与压迫，其内核依然是旧的，是复仇者自以为是的新事。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人对社会运作系统的认识浅薄且不足，以为自我以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阶级分明是可以实现的真理，殊不知这实在是一句痴言妄语。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永远都不能指望在支持对他者的压迫时，可以免于被他者压迫。一个在道德律上支持双重标准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出卖一切人，包括他们曾经的朋友与心腹，因为将人视作手段而不是目的的他们，已经完成了对一切人的去人格化。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