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那年，我和张牧躺在镇上那条河流岸边的草地上，他嘴里叼着一只狗尾巴草，翘着二郎腿，望着满天的繁星，非常认真的对我说：“我要拯救这个世界。”
我不以为然，我觉得他连自己都拯救不了。张牧挺可怜的，他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癌症走掉了，听人说最后瘦的就剩下一张皮了，她的妈妈后来改嫁，一句话没留就走了，留下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住。可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他却异常的温柔，不管对谁都非常的友好，也一直非常善良。我们经常一起骑着单车上下学，他总是骑得比我快些，我在他后面，看到他的衣服被风扬起来，像一只张着羽翼的大鸟。
后来他上不起学了，他的妈妈拒绝付抚养费，他爷爷奶奶也没有能力供他上学。其实张牧成绩挺好的，他如果不能读书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一度怀疑他是不起是他妈妈亲生的，这世上还有这样狠心的母亲，我的妈妈虽然脾气暴躁，也爱数落我，但我想要的东西她总是尽力满足。我暗自庆幸过，我觉得比起张牧来我要幸福多了。
后来张牧他说他要去北京闯荡一番，听说北京遍地是黄金，只要会点东西总不会过得很差，如果能抓住一些机会说不定还可以飞黄腾达，总之要比待在这个偏僻的乡镇里要好。这里没有什么值得眷恋的。就这样他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坐的乡镇上的绿皮火车，先转到市中心再开往济南最后再从济南辗转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是这么远，在那个信息闭塞交流不便的时代，我没有及时收到他旅途中和到达北京后的感受，我想象他一落地，脚一踏出车厢就落在金灿灿的地面上，四周金碧辉煌，路边随便一个长椅上用嘴一咬都能沾满金色的粉末，行道树上的树叶都散发着金色的亮光，哗啦哗啦的做响，像数钞票的声音，这些想法有些好笑，但以我当时有限的认知脑海里就是这样想的。
后来几个月后我收到张牧的来信，邮递员在镇上打听我的名字，说有北京的来信，我高兴极了，如同收到遥远国度一位国王的问候一样兴奋，北京来的信哎，我想也不用想就知道是张牧。我拿到信就跑回家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关起来，摸着信封，上面是北京的邮票，盖着戳子，然后小心翼翼的打开信封，如同打开爱丽丝打开一扇未知的大门。张牧在信里告诉我，北京真的很远啊，坐车坐了足足有两天一夜的时间，从南到北路上的风景他都看够了，他去了天安门、故宫、王府井、颐和园、天坛好多地方，北京城转了个遍，很气派，很繁华，灯红酒绿，雍容华贵，路上车比人多，他见过一辆红色的跑车，声浪迷人，轮胎很大，车身很长，他听人说叫什么玛莎拉蒂，车挺好看，就是车标跟咱那里用的粪叉子一样，他觉得挺难看的。他还说有机会也来北京看一下，真的棒极了。我仔细读着写封信，感觉到我的目光有些炽热发烫，要把写封信点燃了。我收起信来，望着窗外，想象着那一个世界。
写封信之后，张牧就没来过信了，很多年都没再来过，这让我有些担心，我不知道张牧在那边过得怎样的生活，他自己一个人会不会很寂寞，会不会很累，有没有想我们这个镇子和我。
有一天我收到一条信息，是张牧，问我有没有时间，他想见我。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到我的电话，我想是那边也许有我们以前的同学。我稍微愣了一下，随即发过一条信息过去，你在哪。他给我回了一个地址，我急急忙忙买的凌晨的打折票，飞到了北京。
飞机飞行在万里高空，我向窗外望去，云层如同黑色的棉花糖，厚重而又无比巨大，让人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没有云的时候我能清晰的看到路过的城市的夜景，各种颜色的灯光在地面闪烁，有无数的男男女女依然活跃在城市的各种场所里面。大概两个多小时我就到了北京，落地之后我打了个的士去找他。
我在一个胡同里跟他相遇了，好多年不见了，开始我没认出他，因为他的头发留的很长，前面的刘海快遮住眼睛，人有些瘦，瘦的有些病态，如果不是他叫我的名字，我还以为他是哪个落魄的行为艺术家。他象征性地问我过得如何，我回道还行。然后我跟着他在胡同里七拐八拐，最后到达他的住处。
他住在四环外城中村逼仄的破旧楼房里，阴暗而又潮湿，楼道里贴满了管道维修、地面找平、开锁防盗门的广告，白色的墙皮开始脱落，墙面如同一幅地图。他很高兴的把我领到他住的地方，我走进他的房间，楞了一下，这里和门外完全是两个世界，他把四周的墙壁上贴上了墙纸，是那种淡雅的原木色，客厅里干净而又整洁，阳台上有一些植物，我能分辨出的有君子兰、白掌、绿萝和龙须铁，墙角有一个书架，摞满了书籍，我粗略看了看，有《瓦尔登湖》《罪与罚》《月亮和六便士》什么的，有些我看过，有些没有，我好久不看书了。然后他兴致勃勃的把我领到客厅左边的房间，我大为所惊，整个房间的墙壁上被颜料涂满了，蓝色的星空里刮着形状扭曲的风，有一只巨大的鲸鱼漂浮在空中，它的周围簇拥着各种的海底生物。我指着其中几个细小的东西问他，“这些是什么”。
“蛤蚌，蠕虫，盲眼虾，这几个大的是盲鳗，鲨鱼。”
“他们围在这干嘛？”
“吃鲸鱼，鲸鱼死了。”
“你画的？”
“对，怎么样。”
“好看是好看，就是不知道这些海里的东西为什么漂浮在空中呢，不太理解。”
“画不需要符合固有的逻辑，那是枷锁。”他回道。
我看到地上有一个盒子，里面有各色的颜料，旁边是个画架，画架下是一个水桶，里面混合着各种颜色的颜料，闪烁着奇异的光泽。
我转过身去，看到两幅画像，其中很明显是梵高，旁边还有一幅我认不出来，他说：“这是我的偶像，梵高和高更。”
我突然想起什么事情来，我问他：“你在北京这里这么多年都干嘛呢。”
他摊开手转了一圈，说：“你看到了，画画，看书。”
“不是，我是问你在做什么工作？”
“我不做工作。”
我有点生气，“你不工作整天在这看书画画，你不用吃饭付房租的嘛？你这些工具颜料不要钱的啊？”
他笑了，“当然需要的，但也不需要很多，生活本来就不需要太多的花费，梭罗没钱不一样在瓦尔登湖活的好好的嘛，你放心好了我有办法的，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
我开始觉得有些无力反驳，不想再说什么。我仔细看了看了看他那些靠着墙的画作，和墙壁上的画不同，上面是些狰狞扭曲的图案，分辨不出到底画的是什么，我心想，我要屁股上沾上颜料，一屁股也能坐出个这种画来。
“这些画的什么？”我问他。
“我当时的情绪。”
“情绪？这能画出来？”我有些不能理解。
“对，你看到的那些画的好看花美丽的景都是表象，是肤浅的，不深刻，我画的很多是抽象的本质，比起墙壁上的这种看起来好看的画，我更喜欢它们。”他讲的头头是道，我云里雾里的听着，脑袋感觉比平时大很多，沉甸甸的。
他说：“别说这些了，下午我带你去后海玩玩，顺便见个朋友。”
下午我们去后海，微风浮动，柳枝摇摆，后海有一条街，开的店大部分都是酒吧咖啡厅，我们路过酒吧，里面传出沧桑而又沙哑的男声：“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隔壁响起歌声，一点也不逊色：“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清一色的民谣风。
“现在民谣很火啊。”我随口说了句。
“嗯，现在就流行这个，我还有几个唱民谣的朋友。”
在地安门大街到银淀桥的路边，有一家酒吧，我们走进去，门面不大，看起来有些破旧，叫“白枫”，窗户是木质的，不仔细看很容易被人忽略，没有三里屯酒吧的那种喧嚣，这里很安静，适合情人窃窃私语，倾诉衷肠。张牧说：“过来，给你介绍个人。”迎面走过来一个姑娘，大波浪头发，像一条蜿蜒的河流，涂着深色的眼影，白色外套，破洞牛仔裤，酷酷的样子，眼睛有些奇怪，手里还拿着一根木棍，看起来格格不入。“你好，周文。”她讲话很简练，伸出手来，但面部没有朝向我，眼睛盯着前方，眼球没有转动，我才发现她是个盲人。
我们坐下来，点了些饮料，他俩相谈甚欢，聊毛姆，凯鲁亚克，萧伯纳和海明威，我很本不懂这些，插不上嘴，我仔细观察他俩的身体，我发现张牧胳膊上有一些红点，周文的嘴角上有一颗黑痣。我又往舞台上看去，一个蓄着长发的男子旋转着吉他弦扭调音，为待会的演出做着准备，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搞文艺都喜欢留长发，看起来更加放荡不羁一些？大概是，我猜。
过了一会儿，我想打破这种状态，插了一句，“你好周文，你做什么工作啊。”张倩似乎还沉浸在艺术海洋里，听我问她回过神来一样，说：“盲人推拿，听说过吗？”我知道我当时的眼神一定透露出一丝鄙夷，不过她是盲人看不到这些，我调整一下呼吸说：“嗯，了解一些，挺好的。”她似乎没察觉出什么异样，继续跟张牧聊天。
吃完饭，周文跟我们一起回去。我感到奇怪，周文说她就住张牧楼上，我有些吃惊，问张牧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叫她一起，周文说不怪张牧，她上午还有工作要做。
回到张牧的住所，周文也一起进来了，开始抽烟，那种细细的女士香烟，我是很反感女生抽烟的，但是周文抽起来很自然，烟雾飘在半空，像是清晨河面升腾起的水汽。
我感觉到周文绝对不是张牧普通朋友这么简单，我把张牧拉到一边，小声问他，“周文是你什么人。”他想了想说：“就朋友，邻居啊，怎么了。”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这个回答，我能从张牧看罗文的时候，我能在他眼睛里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像有一只蔚蓝的鱼游弋在其中，像清晨太阳初升波光粼粼的海面。
我打算离开了，我不太喜欢这种氛围，我忙碌惯了，像这样每天无所事事谈文学画画什么的对我来说是种煎熬，看张牧这种状态好像也不错，我还以为他遇到了什么大事才找我。于是我跟张牧告别，临走前我跟张牧说：“你最好找个正经工作。”
张牧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屑，“这就是我的工作。”罗文在一旁也说，“张牧画得很好，会有人买的，而且是高价买。”我笑了，我心想你一个盲人怎么知道画的好不好，真是可笑。我感觉我说出去的话像拳头砸进棉花里，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转头走了，临走的时候我跟说：“祝你好运。”
张牧说:“祝你生活顺利。”
我开始回到了我所在的那座小城，开始了往常一样一天天平常而又忙碌的生活，我时常会想起以前的一些朋友和往事，但转眼就抛在脑后，我已经快三十岁了，没什么力气再去回忆什么了，太累了，让人身心疲惫。我感觉自己一步从青年就步入了老年，俨然已经没有了以前的热血和激情。这时候我就想起王小波的那句话——“生命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照了照镜子，看到我瘦长的面孔和浑浊的眼睛，是有那么几分牛的模样，我笑了笑，也不知道自己笑些什么，强打着精神开始工作。
两年时光不紧不慢的就这样流淌过去了。
我又开始想起张牧，想起他很自然的跟我说画画、看书，身形消瘦，眼睛清澈明亮，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我突然开始有点羡慕他。
晚上十点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一只蜘蛛从上面拉下来一条长长的蜘蛛丝，我用嘴轻轻一吹，它如临大敌，紧紧抓着那根细小得几乎看不见的丝线，左右摇摆，电话响了，那根线断了，蜘蛛落下来，我抖了抖被子接电话。
“是我，张牧。”
“怎么了，这么晚了。”我猜想一定出了什么事，张牧的声音很奇怪，气息很弱，似乎是个病人。
“你来一趟可以吗，我想见你。”
第二天，我坐最早的航班赶到北京，他让我直接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找他，我想他应该是病了，而且很严重。
我在医院前台咨询张牧的房间，402号，然后坐电梯上去，房间门关着，我本来想直接推门进去，想了想还是敲了敲门，没有回答，我又敲了敲，里面传出一个虚弱的声音“请进”。我走进去，着实吓了一跳，我有眼前的这个男人有些陌生，他穿着条纹病服，露在衣服外边的手看起来瘦骨嶙峋，说是皮包骨头一点也不为过，他看见我，强撑着身体坐起来，咳了两下，说：“你来了。”
“你怎么……怎么变成这样，什么病？”我问他。
“什么病不重要，反正都治不了。”他很轻松的说出这句话，好像在说别人一样。
他跟我说了很多，我才知道他的经济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卖血和做药物实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感染了，开始一段时间他有些不舒服，他很不在意，但是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咳血的地步，不得已来医院检查，医生说让他家属过来，他说他就一个人，医院就把实情告诉他了，说他这种情况还有三五个月，想做什么赶紧做吧，他能看到医生眼里的那种惋惜。我突然想起那天在酒吧看到张牧胳膊上的红点，原来和这个有关，我后悔当时没有仔细问他。
我呆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我问他找我来想让我帮他做什么，他说就一件事，他走了之后把眼角膜捐给周文。
“其实我早就决定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如果不是得病，我也会通过其他方式捐给她的，看来这是命中注定。”他这样说。
周文就是张牧的整个世界。
他开始自顾自的不断的说：“我来北京这么多年，一事无成，打零工打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这些都没卖血和做药物实验来钱快，风险是有，但我不在乎。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有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来北京，我在这里干嘛。我开始画画，随便画，想到什么画什么，我看书，看很多书，但我什么也找不到，画里和书里都没有我想要的答案。我不想死，但也没有活着的理由。直到有一天，我阳台上掉下来了一件衣服，是一条红色的裙子，漂亮极了。过了没多久，周文就敲门，我开门看到她，她很抱歉的朝我笑，问我要裙子，她笑起来好看极了，我突然有了继续活着的理由。她是盲人，做盲人推拿，我觉得她不应该做那个，如果她的眼睛没问题的话她不会做这个的。我问过她她眼睛还能治吗，她说能，有给她提供眼角膜的就可以，但一直没有。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捐给她，后来我想过了，我死了就可以了，我想过自杀，但是现在没必要了，反正也快死了，我没什么留恋的，如果能让周文眼睛好起来，我就没白活。你说呢。”他看着我，全身的皮肤灰暗阴沉，唯有那双眼睛，探照灯般明亮。
后来我帮他办理手续，过了一段时间，周文给他打电话，兴奋的告诉他有人愿意给她捐眼角膜，免费的，张牧也跟着开心的笑，说：“那真是太好了。”他嘱咐我不要让我告诉周文，他怕她知道了会有压力，他还说，“她如果问你来找我你就告诉她我去别的地方生活了。”我答应了。
像医生说得那样，张牧在三个多月之后就死掉了，他走的像从来没来过这世界，除了我没有人知道他离开了。
我去他房间收拾东西的时候又看到墙上那副画，那只浮着的死掉的鲸鱼，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鲸落，不过实际上肯定不会发生在空中，是在海洋里发生的。词条里是这样解释的：当鲸鱼在海洋中死去，它的尸体会缓慢沉入海底。这个缓慢的过程有一个饱含诗意的名字——鲸落（WhaleFall）。这样一座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一套以分解者为主的循环系统长达百年，这是它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