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写于1939-1940年，1944年出版，其时离茨威格在巴西自尽仅有两年，可以说，他是带着绝望离去的。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痛惜无奈，使这个犹太人终于无力承担。也因此，这部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散文作品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悲观主义的色彩。书中曾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之前的最后几日，他与弗洛伊德曾畅谈一番，弗洛伊德一直被人指责为悲观主义者，因为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想必对此，茨威格也感受到了。
文人到底能在战争年代为人民、为世界做些什么？这个问题，茨威格从一战开始思考，一直思考到二战爆发。一战时，知识分子冷漠，盲目乐观，以为理性将最终扯紧疯狂分子的缰绳，然而现实却将他们的梦境无情的击碎；二战时，笔杆不敌枪炮，难挽狂澜。知识分子被迫逃离家乡，逃离欧洲，找不到出口，而这一回，是实实在在的摧毁了他们的“精神家园”。茨威格是少数看清大势的人，他热爱和平，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而这却正是造成他痛苦的根源。每当他回到奥地利，与昔日好友谈及自己的忧虑，他们总会称他为“耶利米”，《旧约》中的那个“流泪的先知”，预言着耶路撒冷将毁灭，却无力改变所注定的悲哀命运。可这能怪他们么？现实里，往往是处于战争国家的人们知道的还没有一个读报的外国人知道的多，战争与革命总与发生土壤上的人民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
这种距离甚是尴尬，人们心中隐隐惴惴不安，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做点什么，可看向依然平和的街景，又不忍不住告诉自己，“也许形势还没有那么坏”，文人们更是躲在自己的圈子里，互相谈及的都是精神层面的事，而对国际形势，也还是相信人间大爱，毕竟那么疯狂的人和事，实在让这些理性且生活优渥的人难以相信这不是昙花一现的事情。
这让茨威格不禁问自己：“在这条边境小河里，是否也是右边的鱼正在打仗，而左边的鱼保持着中立呢？” 他也终究没有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