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G咨询著作。

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社会“被迫”参与一场全面数字化的实验。移动互联、数据智能渗透进个人、企业、政府行为的方方面面。
如今，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抗疫期形成的数字化的工具方法、思维模式与发展理念仍然延续至今，并对塑造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社会意义深刻。

疫情影响加速全社会数字化进程，“数字飞轮”效果初显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中国率先取得抗疫期的阶段性胜利，进入防控疫情和生产的波动期，整体进程领先世界各国至少3—4个月。按照现在的情形，波动期持续时长预计在1—3年之间，其间发生的变化能够延续到后疫情时代，足以影响、改变一代人的行为。
国内新冠疫情虽已得到了有效控制，成绩在全世界有目共睹，然而病毒对我们身处的时代和社会的改变才刚开始被广泛了解和认知。数字化正是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焦点，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场实验。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甚至是政府，均在亲历这场眼界格局、思维观念、行为模式重塑的历史进程。
在这场社会实验背后，我们观察到了一个“数字化飞轮”现象。在疫情触发全社会被动在线后，数字化基础设施供需两侧交替加码、动态平衡机制，促进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呈现循环加速、螺旋上升的局面。具体而言是四个步骤的循环：
1 疫情早期，社会被动数字化，服务器、云计算能力等存量数字基础设施资源开始吃紧；
2 增加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扩容以满足需求（数字化新基建）；
3 个人、企业与政府利用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数字化水平以保持竞争优势，同时，也营造出更多的数据积累与应用场景；
4 带动更多的资源投入数字化基建。

变化：中国社会进入一场“数字化”实验

身处此变局中的个人，最大的变化感受来源于居家、工作、消费、社交场景的全面线上化，生活与工作的方式都发生了明显改变。
BCG在疫情期间发布的消费者调查显示，人们在配合适应居家隔离措施后，烹饪、健身、美容等各类居家活动层出不穷；至少2亿人工作“被迫”转为远程/线上办公，致使云办公、文档协作用户数量激增；居家场景的增多也直接促成了消费者行为的转变，O2O等新零售方式将以前所未有速度扩张；此外，社交线上的广度与强度也进一步提升，基于兴趣爱好的线上垂直社交圈方兴未艾。
如果说C端的改变是否足够明显且能长期持续还未成定论，在B端传统企业以及政府政务领域的数字化加码才是这场社会实验的重头戏，运行方式与思维习惯一旦塑造成型则影响深远。
在新冠爆发的这个春天，许多业态开始发生根本变化。禁止人群聚集激发餐饮业绝处逢生，渔芙南、真功夫等从堂食服务到全面外卖，并研发出售卖半成品、原材料等多种创收模式；传统的消费品品牌加码线上渠道，并加速缩减线下门店数量与规模。我们可以看到，国内企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纷纷“下场”参与全面数字化实验，主营业务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一批数字化新业务模式也进入主流视野。
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疫情爆发以来，企业在自身客户管理和服务、供应链和运营、以及管理职能领域全方面加速数字化。一些原本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业务也在此次疫情后全力加速，例如，国内银行的对公和同业业务运用客户旅程思维、加速端到端的数字化旅程再造；物流与航运企业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抓手预判上游货量，根据疫情全球蔓延的态势重新规划线路节点；此外，随着工作方式大规模向线上迁移，许多企业加速人、财、物等管理职能线上化、并日趋向智能化发展，以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
除了上述提到的基于主业的优化外，疫情也促使企业开启想象力，实现商业模式创新。随着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应用工具的完备、敏捷文化的规模化应用，设计思维、快速迭代等理念的普及，新业务模式不断涌现。例如，零售业与社交媒体充分结合，碰撞出“直播带货”的创新零售模式；企业基于自身的数字化建设水平，将有领先地位的能力输出包装成新的产品，服务于不同的客群，创造出新的细分市场；许多传统行业，如汽车、交通等也在开拓数据即资产、数据即服务等创新商业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企业而言，不应将主业优化和模式创新看作独立的两项任务，而是应该将其视作整体数字化转型的一部分。其本质是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深度融合，最终结果势必促进商业模式的变革。国内传统企业数字化已实践多年，多个行业中的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试点上卓有成效，如今，在“数字化飞轮”的驱动下，更加系统化的大规模数字化转型未来可期。
数字化也极大提升了政府在疫情期间的社会治理能力，监管和公共服务均开启了加速线上化的历程。疫情防控期间，各级政府机构依靠对动态数据的掌控，极大程度实现了精准的疫情防控，利用基于轨迹数据生成的“红绿码”动态检测健康状态，对社区做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细化、网格化管理力度。复工复产阶段也有创新监管模式出现，例如，税务局基于增值税发票信息梳理复工复产实况，为中小企业提供审批绿色通道。
公共服务的线上化进程也在加速。国务院、移民局、税务局等国家机构纷纷通过小程序等手段，将多种政务场景线上化，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更深层次来看，数字化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加速应用，在未来能通过改变公共服务的盈利模式等方式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新冠疫情是催生全社会进入数字化实验阶段的“加速器”。在个人、企业和政府层面，数字化有望在部分场景实现跨阶段、跃进式的发展，跳过中间阶段，一步迈入全面线上，取代原有相对缓慢、渐进式的发展历程。

数字新基建为“飞轮”赋能

数字新基建是构建飞轮，驱动供需两侧动态平衡的关键。以5G、大数据、云计算等七大方向为核心的新一轮数字基建核心仍围绕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加速拓展连接的边界和洞察的水平。2020年4月，中央发布的文件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的范畴，而我们所提出的“飞轮”概念，正是围绕数据这一核心要素所构建的，将数据的采集、存储、应用等环节动态作用机制展现出来。

中国在这场全社会数字化实验中有独特的优势，数字新基建投入大、历时长，且未来注定会成为全球化竞争的关键。中国一方面有较低的边际成本，B端与C端大而集中的需求规模能够摊薄投入的单位成本；另一方面有已积累的资源和红利，包括庞大的人口基数与丰富的应用场景带来的数据红利、以及产业互联网蓬勃发展带来的平台红利。未来的着眼点是用好这些禀赋优势，形成系统性的建设体系，发挥“飞轮”的最大价值。

“社会实验”带来的启示

过去讲到互联网，集中在消费、电商和游戏，而未来讲到互联网则是一个科技行业，影响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法面面，塑造大众观念、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
1 观念重塑
疫情期间形成的新习惯可能会一直保留。例如，线上互动代替一系列线下活动/服务、在家烹饪、健身、宠物护理等居家场景重要性提升；选择购买产品时更加注重实用性和性价比，品类方面对生鲜、保健食品、预防性医疗等依赖性进一步增强。
2 资源分配
过去集中度高、局限性强的资源，能够普及大众。例如，高校、博物馆等艺术机构自建平台或与网课平台合作，开放教育资源，使过去“阳春白雪”的资源更加平民化，能以较少的成本获取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3 社会公平
个人与企业数字化意识和水平提升与数字政务水平的提高，使政令下行、民意上达的环节极大缩短，沟通更加顺畅，能够大幅拉近距离感，增强全社会运转的效率。

中国在这场全社会数字化实验中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是较低的边际成本，B端与C端均有大而集中的需求规模，能够摊薄数字化基建投入的单位成本；另一方面来源于已有的积累和红利。包括庞大的人口基数与丰富的应用场景带来的数据红利、以及产业互联网蓬勃发展带来的平台红利。

我们正身处工业经济加速向数字经济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这场由疫情引发的数字化实验在中国是难得的机遇，数字飞轮加速在即，对进一步推动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塑造国家在新时代的竞争力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