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彬，2008

有人说学问贵在通脱，我十二分的同意。不通脱容易钻牛角尖，容易极端，容易分帮分派，以占了某山头自居。比如现如今搞翻译实践和译论的就颇成水火之势。“实践派”认为翻译理论纯属胡扯，毫无作用，既不是来源于实践，更不能指导实践；而“译论派”面对挑战时，则喜欢祭出“某是搞理论的，让我做实践是胡搅蛮缠”这样的挡箭牌。我看这两派人物就都缺了些通脱。玉陈先生翻译实践是高手，而且颇有钱锺书孤独求败的风骨：出手必为高手，但轻易不出手。不像许多也有翻译实践作底子的人，断然否认有任何翻译理论存在。先生不排斥翻译理论，并言译论乃是给译者壮胆的，且不吹毛求疵，不非得逼翻译理论去“指导实践”。

盖古今中外的译论家，成就大者，皆既善译又善思的通脱学者。如玄奘，如严复，如奈达。玄奘之五不译说，用于指导初学译者，切实可行。严复之“信达雅”说，被后人重复到了几乎都成了“政治上不正确”的程度，仍难以为后世论者超越。奈达之功能对等，开译学新境，将读者反应作为翻译的评价标准，使译学与文学批评终于齐头并进，摆脱了印刷文字的桎梏。此三者，都不是深陷语言丛林的学院派，而是身体力行做过翻译，又转而指导人翻译的人，方得如此通脱切实之言。由此见，译论并非水中月镜中花。不论是玄奘的五不译还是奈达的功能对等，虽都不是见方抓药，药到病除的东西，但足以给译者打气，令其师出有名，而不至于好不容易译了，别人一诘问就退缩，就怀疑自己的工作。

然则今世之译论，能达如此境界者鲜矣。泱泱译论之中，其善者，确乎能指南后进，引其早入正途；其不善者，却易使初学此技者误入符号学等现代玄学（或曰显学）之丛林，夸夸乎沉入“纯理论”泥潭。于实践，则既无总结归纳，亦无指导，徒增此道中人之谈资尔。善者如前述玄奘严复奈达之言论；不善者如今则洋洋大观也，读之头痛，读后昏昏之论，多属次类。

吾曾师从山东大学堂英语系教授李玉陈先生，习汉英实用文体翻译，凡六十学时，细品慢咽一篇千余字的文章而未竟。其间人文地理，科技民生，莫不谈及，但涉及译论，先生却不多言，除却对于只会“论译”不会“译”的人不屑；遇到学生提及严复之信达雅说，则说“信”与“雅”二字，实乃蛇足，作为翻译标准，一个“达”字足矣。

信达雅之说，论之者甚多，但多集中在“雅”这一标准当与不当。盖“雅”字几乎为中国文学之元凶。每朝每代文学之没落，几乎总是雅字搞鬼，文人竞相一味雅下去，雅得没有了读者，只好再来一次文学的革新，唐宋八大家的出现，不就是这样背景么？唐诗之后宋词，宋词之后元曲，也些许有雅的参与。因此，雅字要不得，应没有多少人反对。今世研究生扩招，翻译方向的研究生也扩，而且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少有习学翻译实践技能者，举目间，似乎都是研究翻译理论的。因此中土本来不多的翻译理论提法，已被人反复咀嚼，几乎到了提起来就要倒胃口的程度了，此中尤以“信达雅”为甚。但颠来倒去，却很少有人能达到玉陈先生的认识境界。其实，对于玉陈先生的提法，能体味出内涵者已不多见。先生从未撰文专门阐述这一提法。我在自己实践加教学的基础上，揣摩其深意，渐渐有了些心得，略记如下。

“信”之不可取，在于初学者见“信”思意，却解决不了该信的到底是什么：是纸面上僵死的文字，还是动态的意思；是原文的结构，还是意旨。从信字出发，容易产生所谓意译与直译这样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二分法。西方译论也有意译与直译之分，但那是建立在印欧语系诸语言共同语源的基础上，与英汉两语言之间的关系不可作同日语。其实汉英翻译本不应有直译意译之争。古代人以文言写作，现代人以白话文写作。若要现代人以文言译西文，则直译意义之二分是否合理，豁然可明。现代人操起文言，立即会意识到自己以前所坚持的词汇和句法对应，确乎是虚无之物。归根结底，译，是译意、译义。试想，“苹果”之与apple，直译耶，意译耶？

世人言及译论，必称严复，而审其原文者少。为避免妄下断语，此处先引严氏原话。严几道《天演论》例言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论及达，又曰：“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今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今世所谓“语篇翻译”，早已包容在严复的论述中，语篇翻译，唯名词新也，概念是早就有的。另外细审严复对信和达的阐述，我们会问，何时会“信”而不“达”呢？不达的文字，能否称“信”？有无此可能？盖后世之人，谈及信达雅，多半会偷换概念，将信看成了主观的态度：译者是否忠实于原文，因此才有了“信而不达”之说。严又陵之信达观，却是本从初始，即超越了这种陋见，指出“为达，即所以为信也。”由此句可见，严复的信，是超越了僵死的字面对应的信，是动态的信，为信之目的，即可为求“达”所采取的手段正名（justify）。其实只有不合格的译者才会主观要“信”，而力所不能及，不但其译文做不到客观的信，就连其内心对原文的解读，也无法信。这种情况，完全是翻译理论所应探讨的范畴之外，把它拉扯进来，除了把水搅浑，没有任何的好处。排除了这一情况，我们先明确对译者的假设：双语完全过关，理解没问题，表达也没问题。到了这一境界，我们会发现，信字果然是多余的了。一个达字，则可以有说不尽的妙处。

达，可以是达原文作者之所欲达。欲求此，则译者需多做功课，成为知晓原文作者的专家，并且在学识见解上尽量接近原文作者的水平。

达，也应是译者理解能力、文字功力所能达。诗无达诂，我们读诗，每个人心目中自有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也就是一种广义的“翻译”。盖我们译诗歌，也只能由此出发。因之，译诗者，必先是诗人。穆旦译雪莱，即如此。

达，也是文本随时代变化其意指和意旨亦变化，达意指变化之达。因之，如今译西方古人作品，无需作时代对等，以中国同时代文体译。因之，圣经才需要反复翻译，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译本。因之，《道德经》等经典的解读（实乃翻译），才会代代相替，无穷尽时。奈达之动态对等，之功能对等，亦与此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