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蛇年春节过后，我收到了一封电邮，来自于杰。那个印度鬼佬——我的脑海中浮现他的模样——我们一起工作了将近三年。记忆中的他中等身材，短发，皮肤棕色，眼睛很大，常常一脸严肃，背着手站着。他在工作时穿着一套深色的西装，星期五的时候，爱穿黄褐色的格子衬衫，下摆束进黑色的休闲裤子皮带里。在香港，像他这样被称作鬼佬的外国人随处可见，手里拿着杯星巴克咖啡，纸杯外面沾着几点渍迹，大步行走着。相比他们，杰没有如此的做派，毕竟他来自印度，尽管自幼受英语教育，可地域上属于亚洲，跟那些欧美人还是不一样的种族，表现在肢体语言上，就内敛不少——他迈动着较小的步子，像雀鸟那样小心翼翼，而不像猛兽那样肆无忌惮。

杰在电邮中问我最近怎么样，他说，他过去半年一直在旅行，去了不少地方。我从他的社交账户上看过他放上去的那些照片，背景杂七杂八，有雪山，有乡间的农舍，湖泊，还有大排档，周围是一个个烧烤摊，当时我还纳闷，不知道他都让谁帮他拍了这些照片，直到在这封电邮里，他提到他交了个新女友，我才明白，那些照片应该都是那个女的给他照的。杰是在大半年前辞职的。那天，他突然跑来对我说，他辞职了。我以为他开玩笑，因为他嚷嚷着要走已经好几个月了，可每次都被领导挽留。我说，这次确定了？他说，是真的，人事部的人也已经跟他谈过了。我认真地看着他，心想，看来这次是真的了。

一个小时后，他在公司内部群发了封很长的电邮，详述了他在公司八年多的点点滴滴，他认识的人，经历过的事，当然他在电邮里也提到了我。在这点上，他又像所有的老外那样，他们喜欢这样做，把辞职搞得像是个追思会。他说，过去的八年里，他一直在这个办公楼，从它的窗户看外面的世界，如今，他想知道从外面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

文青啊。当时，我看到这篇长长的电邮，在被触动之余，心里泛起如此小小的感慨。我明白每天需要回到在这个办公楼有时候意味着什么，尤其是碰上个下雨天，或者内心不那么情愿的时候，就会有些挣扎。不过要说是被囚禁，那就有些夸张、矫情，毕竟，回到这个地方呆上一天，你就可以从这里领走属于自己的不菲的报酬。这里，地处香港中环的国金中心，在其中打工的，怎么也会比在别处多拿百分之二三十，更不要说像杰那样的大公司的中层。当然我也明白杰迫切想摆脱这个地方的心情。他有梦想，而这个地方，有时候，恰恰禁锢了他的梦想，以它有形的钢筋之墙，和无形的充满空气的逐利之气氛。可是对待梦想，怎么说呢，香港一定也给了许多人他们的梦想。如果那不是我的梦想，我的方式是，有时候，我唤醒它们，为了避免它们让我沉迷太深。是不是有点太过实际？可是，生活不是常常要求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清醒吗？

我来到杰以前的那间办公室门口，如今在里面的是个从事量化分析的鬼佬，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以前杰在的那阵子可不是这样，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满东西，他身体一侧的上方是一排安在墙上的柜子，里面除了各种文件书籍，还有他爱吃的零食。在柜子下面的墙面上，用五颜六色的钉子钉了不少纸片，都是打印出来的一些电子文件，密密麻麻的数字、表格、重要的日期、电话号码等等。一些同事在不同场合送给他的礼物，跟几个照相框一起，被堆在他身后的桌上：幸运猫头鹰，红头狮子，模型吉他，一盒润肤膏，香槟，还有一块有机玻璃镇纸，里面封着一只翅膀斑斓的蝴蝶标本。当然，我最喜欢的，是那架直升机模型，被放在一个架子上，离桌面大概十几厘米高吧，飞机头微微朝上，给人一付即将起飞的感觉。

那个鬼佬分析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一脸困惑的样子，不知道是由于他头脑中那些像虫子一样的数字在作祟，还是我在他办公室前的探头探脑打扰到了他。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窗前，在沉思中仿佛又重新回到了那些如今如同在雾里一样的模糊岁月。是的，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世界上还有比时间的流逝更绝对、更拒绝被解释的事情吗？

那是我在这家公司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时间。当时公司的工作安排比较轻松，于是，我和杰每天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些除工作以外的话题，普通的或者深奥的。在那间朝海的办公室，杰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转椅上，若有所思地看着桌上的一堆报告，仿佛那是一座由问题堆起来的大山。我觉得杰的表情，由于他老是一脸严肃的样子，总是很容易让人觉得他在想什么问题似的。

我是在差不多四年前加入这家外国公司的，当初一共进行了三轮面试，甚至把亚太区的主管也找来跟我谈。不是说我那位置多重要，我的工作其实是和杰一起负责公司研究部门的投资报告评审，简单地说，就是对所有分析员的研究报告，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这些决定直接影响了分析员出版报告的质量、商业性及市场价值。为了这份工作，我离开了上海，而选择在香港常驻。我以前那家公司香港分公司同事听说后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熟知我喜欢宅在上海，断然不愿来香港工作，以前来这个地方出差，也总是来去匆匆。很多事情的发生总是鬼使神差。现在，我周日晚上坐飞机来香港，周五再坐飞机回上海，周末回去是我最享受的时候。好在来往香港的飞机上时间也就两个多小时，加上有时碰巧碰到一两个熟人，所以旅程还不算太艰难。

在香港，我在房产中介的介绍下去过几个地方，最后选择租在九龙的一个住宅区。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也很简单，当中介带着我来到这个地方时，我被周围一大片铺着木条的平台吸引了。木条让这个连接地铁站和小区的平台显得干净整洁，周围各色绿草植物环绕。后来我听说，典型的香港人，往往宁愿选择住在香港岛，一海之隔的九龙不是他们的首要考虑——原因是，九龙太新。我觉得这理由跟上海人从前甚至现在都喜欢浦西赛过浦东一样，浦东太新，而浦西才找得到旧的东西：旧建筑，旧马路，旧书店，等等，所有那些让你觉得有些陈旧、却有安全感的地方。当初那个房产中介也带我看过港岛的一个住宅，我是嫌那个地方太旧，太杂乱，或者，太市井。其实现在想来，那才是最香港的地方。

好在九龙去中环上班只需坐一站地铁过海。我就这样早上天还没亮从九龙出发，傍晚又坐地铁离开公司回家。香港的地铁虽然干净，可从早到晚总是显得拥挤，几乎天天如此。我从住的地方离开，经过那片户外的木条铺就的平台，进入地铁车站，沿着几乎陡直的自动扶梯下到站台。巨大的广告牌映入眼帘，各类化妆品、新装、手表、名酒、新开盘的豪宅，在广告牌上轮番出现，刺激着我清晨尚未完全苏醒的神经。

站台的广播里传来礼貌的播音，用三种语言通知着列车的到达与离开。我坐在空旷的站台候车椅子，抬起头，总能看到自动扶梯陆续将更多的人从上面运下来，有时候有些脸熟的同行，是香港财经台的嘉宾，他们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晨报，在我身边坐下，透过鼻梁上的眼镜片，逐条仔细研究报纸上的数据和图表。对面的列车进站，下来一批乘客，又挤上一批更匆忙的乘客，然后缓缓启动，搭满乘客的地铁从我眼前飞驰而过，让我深有感触。我感觉在车厢里形形色色的人汇集成了一个世界：读报、听耳机的男人，凝视车窗的女人，做游戏的童年和蹒跚的老年，早晨的喜怒哀乐，傍晚回家的温情，过去的绝望和未来的希望，集体疯狂，孤独，游荡。地铁那么飞驰而过，那放电影般从眼前经过的窗后面的变化，难道不就像一个人的人生缩影吗？

进入办公室，我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这是典型的研究部的办公室，每个人的桌子都被挡板互相隔开，以确保彼此不被打搅——以对付高强度的精神消耗。挡板上包着浅灰色的弹性网包布，可以在上面用图钉钉上各类纸片。办公桌上堆着各种各样的文件、报告、名片、眼药水、口香糖、硬币、橡皮筋、记号笔，椅背上搭着西装或五颜六色的领带，桌子底下有准备替换穿的球鞋或皮鞋。键盘敲击的声音此起彼伏，同事们送来自己的报告草稿，我跟杰一起认真阅读。本着各自的立场，我们和他们之间常常会有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冲突。

那天，当我们与那位年轻的女分析师讨论她的报告，没有想到我们之间的分歧会导致一次小小的戏剧性体验。报告的初稿打印在几十张纸上，被订书钉草草地钉在一起，许多内容没有完成，数字的部分用叉叉代替，还有粗线和颜色记号划出的文字部分，总之，让报告看上去像个被化了妆准备出场的演员。

那个女同事毕业于名校，工作认真、专业，她有声有色地解释完自己的报告，长舒一口气，然后双手放在报告上，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们。杰把头转向我，而我挠着后脑勺。虽然分析员对这份报告充满激情，希望尽早向客户发布这份报告，但是本着职业的理智，我们都感觉这份报告还不够具备充分的说服力，于是尽量试图劝说分析员进行重新修改。杰说完这番话，等待着那个女同事的反应。紧接着，没想到的是，我们看到年轻的分析员先是努力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涂着鲜红唇膏的嘴唇翕动着，最后却任由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们顿时变得不知所措。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为了帮分析员想出一个绝好的主意而费尽脑筋。这样的工作其实有些吃力不讨好，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其他人的面前显示出自己的弱小，即使别人的帮助能让他们变得更强大。你知道的，学会了本领的老虎后来都会把猫赶上树梢的。

进入新年，公司的管理层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随之不少分析师又纷纷跳槽。盈利的恶化和对手的扩张更导致了人员的流动。每个人离开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更多的报酬。多数人都选择了悄悄地离开，没有一声道别。几乎每个人都相信，那可以看见的赤裸裸的未来，才是真正的、没有危险埋伏的存在。

五月份，我接到一个以前公司同事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们从前部门的一个主管因为心脏病突发死了。根据电话中传过来的片言只语，我在脑海中勾勒着事发时的情景。两个中年人在球网前来来回回地击球拦球，在五月香港闷热的天气里，在空气中充斥的鸟叫声中，他们的运动服渐渐被汗水湿透。球网的一侧是个个子矮小的外国人，他的运动服是一件白色的短T恤，和一条白色的运动短裤，两侧裤边上各镶有一条蓝色的滚边，他戴着眼镜，手中握着威尔森球拍，在一记用力的回球后，突然瘫软下来，连人带球拍倒在了地上。他的对手以及坐在场边的其他人赶紧朝他围过去。心脏病意外地袭击了这个小个子外国人，让他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我最开始的反应就是惊愕，自从离开原来的公司，我跟这个主管就一直没有联系，只记得几年前，我来香港出差，在交易广场楼下的出租汽车站，意外地跟他相遇过。当时我们没有怎么交谈，只是彼此微笑着致意，嘴里嘟囔着只有自己才听得清的问候声。人们往往在听到突如其来、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情的时候，会感觉世界变得不能辨别真假，难以确定时间的过去将来，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是同样的感受。然后，我在脑海里拼命去搜索我对于那个人的记忆。我觉得灰心、感叹世事无常，甚至是屈辱，这个意外的消息像是一枚突然丢向我的炸弹，炸开了我通往过去的回忆之墙，同时迷惘了我对未来的憧憬。

“周末他的葬礼你去吗？”老同事在电话里的问话把我重新拉回现实。

六月份的香港经常下雨。某个周末，我没有回上海，就在街头闲逛。雨不大，打把伞走路不会淋湿衣服。 我身着米黄衬衫，加一条褐色长裤，脚踏一双中帮运动鞋，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公交总站。经过一段裸露的泥土路，苔藓在这里偷偷生长，它们悄悄挤入你的鞋底，让你感受到脚下的湿滑，并且迫使你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往前行走。站台上的路灯发出昏暗的光，无数的飞虫在灯光里胡乱地飞着，透露着光线的踪迹，进站的大巴士转着弯，驶进站台，空气中弥漫着它们排放出的柴油尾气的味道，它们像从雾中出现的庞然大物，印着公司名字的黄色车身沾着泥浆，当它们停下，发动机发出类似叹息的声音，像一头动物为找到了避雨的地方而深感解脱。

不知什么时候，从前面的黑暗中，走出一对年长的男女，我没有料到他们是朝着我的方向走来的。他们在我面前站住，从他们的面容和走路的姿势判断，两个人都快七十的模样。男的面露难色，在伞下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颤抖着，似乎是在索要什么，又像是想以此动作拉近跟我的距离，嘴里用当地话嘀咕着，我虽然无法听懂，可却意识到他们企图向我打听去某个地方的路线，而 我因为自己根本就是个外地人，不无羞愧地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予以拒绝。

路口疾驰的红色出租车闪过，轮子与地面发出一阵摩擦声。雨水把道路洗得发亮，一阵风挟裹起路旁的落叶，还有被丢弃的杂物，让它们跟雨水一起跳起了垃圾之舞。

回到家后，我的脑海里依然重现街头的所见所闻。我觉得，也许有一天，当我了解了香港，我就不会再次拒绝那些向我打听路线的人。其实，香港并不是我当时所以为的那样单调贫乏，而是丰富多彩的。当雨季离去，阳光重新回到城市上空，一切重又变得生机盎然，尤其是从星期一开始，这个城市在匆忙中展现它非凡的活力。中环是这座城市的心脏，而这一带到了中午有得是大大小小的各类餐馆给在这个心脏里工作的人们提供各种午餐选择。我常常被以前的一些朋友约了去那里聚餐。有时候是某人的生日，有时候是从国内来出差的旧同事。交通堵塞在这个时间的这个路段频频发生，在车子里等待的人只能无奈地看着前面的车辆、四周的广告牌、天桥前徒劳变换的信号灯。穿马路的行人敏捷的身影在车流间来回穿梭，有时是个穿西装的高个子，有时是一身黑色连衣裙打扮的时髦女郎，她边走边朝车子伸出手，好像在示意这交通堵塞的马路如今是她表演的天台。

有一次，我去了太子大厦里的一个西餐厅。西餐厅在二楼，在商场令人眼花缭乱的走廊尽头。入口小而不起眼，深色的大理石装饰的门面却泄漏了它不凡的地位，在香港，类似的餐厅往往貌不惊人，进入之后才能领略其尽显低调的奢华。餐厅不大，显得幽暗，餐桌之间用湖绿的雕花屏风玻璃做隔断，确保用餐的客户充分的私密。我听到餐厅里低旋的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用餐前，我的朋友带我到餐厅的露台。站在那里张望，我俯瞰到无数耸立的高楼中那幢显眼的汇丰银行大楼前面匆忙的人流。是的，生活应该是美好的，因为阳光照耀下的中午是如此的明亮。

我跟杰的合作日复一日。工作之余，照例是去他的办公室，天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候我们的交谈被进来的某人打断，等到那人离开，我们又接着聊。杰的办公桌上堆满报告，除此之外，还有他九岁儿子的相片。那是普通的木头相框，照片里，那个小男孩仿佛脸上撒满阳光，一双大眼睛流露着聪慧。杰在几年前离婚后，儿子每个周末就上他那里跟他一起住。他教儿子弹吉它，弹的是电吉它，因为他的偶像是史蒂夫莫斯。杰曾经在他写的一本书的最后，列出几个他把书题献的人名，有乔治奥威尔，还有就是这个史蒂夫莫斯。我听过史蒂夫莫斯的演奏，对于电吉它，我纯粹是外行，那是一种金属说话的声音。不过我知道，杰对于那种由他笨拙的手指跟金属琴弦相触而发出的声音非常情有独衷。

凡此种种，对我的吸引力却都比不过他身后靠窗的桌子上放着的那架飞机模型，那才是我一直感到好奇的东西。我记得在我读中学的年代，我也动手尝试装过类似的模型飞机，胶水将那些按照图纸切割并打磨光滑的木片粘在一起，渐渐地整架飞机开始浮现，在那个年代，如此简陋结构的一架木头飞机仍然有着超乎想象的魔力，让我手捧模型飞机乐此不疲。

我从来没有问起杰关于这架飞机模型的事情，因为这很可能这只是从店里买来的某件礼物，或者某次旅行航空公司赠送的纪念品。直到有一天，当我又来到杰的办公室，从工作聊到海阔天空的话题，然后我们将注意转向了这架飞机模型。

“如果你想听，这里面也许真的有个故事，虽然故事本身非常平凡。”杰睁大眼睛，站起身，从他座位上方打开的橱柜里取出一包卡麦牌快餐饼，放了一块到嘴里，用手扫掉了掉在桌面上的几块碎屑，然后把那包东西朝我递过来，示意我也拿一块尝尝。他坐下来，向我讲述了这个关于飞机的故事。

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卡汉和琳常常去家乡附近一个也许是空军训练营的地方。我们的家乡现在看来是如此落后，我们住在泥瓦的房屋，墙面污秽不堪，房屋后头的牲口栏传出牲口们的嘶鸣，和它们那令人窒息的刺激气味。从村庄通往外面的道路坑坑洼洼。不过，我们每次蹦蹦跳跳走在这条路上时，从来没有留意过它有多么令人不便。那时候我们还是孩子，不知道那叫做什么地方，现在我知道，那可能是类似军队基地的地方。我们那里是个偏僻的地方，所以比较适合这一类需要极其隐蔽的军事据点。在这个国家的中部，从我祖父的祖父起，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而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除了老人和孩子，因为大人们都选择离开这里。我的母亲也很早离开了我们，我的父亲为此去寻找她，在城市，他找到了她，她答应如果不再要求她跟他回去的话，他们就还能够在一起。就这样，我十岁前一直跟我的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直到十岁后被我父母接到城里。我印象中的祖父是个严肃的人，他把这种严肃的表情遗传给了我的父亲，后者又将之遗传给我。我祖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住的家园，他的身影最常出现的地方，就是在门口的草垛前，那时候往往他已经吃好了晚饭，皱着眉头，一只手提着收音机，另一只手转动着塞在牙缝中的牙签。我十岁前从来没有上过学。有一次，我问祖父母：“为什么我不用上课？”我祖母沉默着，不停地用围单擦拭她手中的碗碟，而我祖父朝地上吐出被牙签剔出的嘴里的东西，说：“哪天我要是抓住你那混蛋父亲的耳朵，我一定把他拉回来让他回答你这个问题。”

卡汉是我最好的伙伴，他跟我同岁，大眼睛，朝天鼻子让他看上去显得永远充满好奇，褐色的头发覆盖在大得出奇的头上，在我们那里，一个长着大头的孩子也是聪明的同义词。卡汉会带着我们去玩各种游戏。我们去水塘捕鱼，去树林深处探险，寻找腐烂的树叶下陌生的昆虫和蚁穴。

有时候我们也会吵架，而这时候琳总是委屈地不知去帮助谁。即使如此，她依然总像只温顺的老鼠一样跟随着我们。从我们家到那个训练营走路大概要一个多小时。然而童年的时光总是缓慢的永远也挥霍不完。我们慢吞吞地沿着一条小河走走停停，这是一条乱石堆砌而成的路，高低不平，走在上面，脚底必须随时准备会被某块石头凸起的地方搁到。这些石头由于长期置身河边，在风吹雨打中，露出地面的部分早已被磨得非常光滑，湿润的空气又催生出覆盖其上的苔藓，而其余部分牢牢地嵌在泥土中，顺着它们的边缘，垂盆草、丛菔、头花蓼等各类杂草纷纷将它们的身影挤出。

河水浑浊不清，中间被沙石冲积而成的一块块小岛上，时不时会冒出一片驳杂高低不匀的芦苇，一阵风吹过，沙沙的声音响起，仿佛那里藏着某个神秘而不知名的怪物。在一段盛开着栀子花的岸滩旁，卡汉停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几丝微风吹得他的头发轻轻地飘动着，他眯着眼睛朝远处看了一会儿，好像是支部队的统帅在观察地形，琳在他一旁，也顺着他目光的方向看过去。她有点局促不安，因为她不知道卡汉在看上么。然后照例是打水漂的游戏。我弯下腰，从泥泞的堤岸边捡起一块石头，朝向远处深色的河中央扔去，不过，石头只在水面点了两下。轮到卡汉，他不紧不慢地掂着手中石头的重量，接着，侧过头，以几乎与河面平行的角度，把手中的石块掷出，那片石头在水里一共点了五下，溅起的水花像五只脚印点着水朝河中心飞奔而去。这是卡汉个人最好的记录。他兴奋地伸出手跟我击了下掌，我的手上也粘上了他从石块上握到的泥土。接着我们就穿过小树林，来到一片大得超出我们想象的空地。

那里，就是那里。透过那围在训练营外面的铁丝缠绕出来的篱笆网，我们看到了那里面跑来跑去的飞行员。他们约摸二十多岁的模样，虽然戴着军帽，身着军装，眉宇间却仍然透露出青涩。随着一个神情严峻、皮肤黝黑的指挥官大声的口令，他们的双脚在地上猛地站住，并且发出怦怦两下有力的蹬踏声。指挥官嘶哑的声音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他在继续要求他们整队、敬礼、左转或右转。之后，飞行员们朝向飞机踏步走去，从伸出机身的悬梯爬上飞机。那架飞机就停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停机坪。每一次，我们都要盯着那些英武的飞行员，直到他们缩身进入驾驶舱，那狭小的舷窗后再也无法看到他们。紧接着，飞机顶上的旋翼开始旋转，越来越快，直到要将时间打碎。它们随着巨大的轰鸣垂直从地面升起，盘旋、转弯，拖着一条条长长的烟雾，象赶赴约会一样，骄傲地消失在夏日午后的天空中。我们常常费劲地猜测着，从一个飞翔在那样高的东西上看到的我们的村子到底会是怎样，树林是否依然是树林，操场上是否还有孩子在奔跑。因为在那之前，我们看到过的飞得最高的东西就是风筝。

等待中的午后常常是怅然若失的。但是，很快飞翔的主角就会重新回到舞台。“瞧，那架飞机回来了。”卡汉伸长了脖子一个劲地叫着。“我打赌，它比鸟可飞得快多了。”

我抬头看见，刚才出发的那架直升机，凯旋般地从远处天空耀眼的光芒中归来了。“可是好像它没有刚才飞得快啊？”我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

“要是你跟着它跑的话，那飞机就会飞得快了。不信的话，你就试试。”琳有点自得地说。

“可不是吗？”我抬着头，朝前迈了几步。

“那有什么？” 从我身后传来了卡汉有些不以为然的声音，“因为它的速度比你快嘛。”他模模糊糊地记得曾经有人跟他解释过这件事。

琳微微噘了一下嘴唇，但很快又被眼前的一切吸引而忘记了刚才的打击。“看，那飞机下面的架子一定是它们降落时用的。”

飞机带着巨大的轰鸣从我们头顶掠过。也许是声音太过于刺耳，琳伸出双手捂住了耳朵。机身下有一盏灯在一闪一闪发射着我们并不明白的信号。

“我看见飞行员了，他的眼睛上蒙着一个眼罩。”

“有了它，那个飞行员就不怕阳光刺眼了。”

“而且还可以看清楚远处飞过来的小鸟。这样飞机就能避开它们，不会撞上去了。” 在你一言我一语中，直升机稳稳地停在了铁丝网后面的停机坪上。

除了那些起飞降落的，训练营还有几架停在地上没有任务的飞机，每个黄昏，当它们沐浴在落日的霞光里，带着期待，随时准备着待命起飞，那一刻，我们觉得仿佛连时间也停止了流逝。有时我们能碰上部队里的人在举办一个小小的联欢会。被电线缠在一根旗杆高处的高音喇叭里，传来士兵们从黑暗中的一块被照亮的场地上发出的欢乐的吵闹和歌唱声。我们充满惊喜地看着他们模糊的表演，在铁丝网被月光投下的影子中，又调皮地模仿着那些人的一举一动，你看我，我看你，笑得弯下了腰。

裸露的土地在变换的天光中呈现着不同的外貌，因为它们上面覆盖的细白的砂砾，像一块块极其细小的钻石，虽然小，可仍然有无数的平面在折射着光线的照耀。在高原长大的孩子往往有着惊人的耐力。白天，我们可以长时间地在路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像一群追赶疾风的小鸟。很多时候，从远处的终点，我们失望地空着双手归来，仿佛由于太幼小，而无法将未来带回。然而，我们还不懂什么叫泄气，很快又一头扎进前方，一次次地向着未来冲刺。晚上的池塘倒映群山的巅峰，癞蛤蟆呱呱叫着，唤醒丛林尽头洪流的轰鸣。那时候，只要我们有时间，我们就会约好一起来到这个训练营，大雨扮成魔鬼的模样把我们赶进路旁的小屋，用雨点的爪子拍打闪亮的窗户，雨过天晴又将我们重新送回这个世界，眺望头顶飘浮的白云，在飞机引擎巨大的轰鸣中，虚度我们童年的无限光阴。

大概半年以后，部队撤走了，训练营也就不再有飞机飞进飞出，只是在机场一个偏僻的空地上，有一架好像是退役的直升机一直停着。有一天黄昏，我们终于按捺不住日益增加的好奇心。那个荒芜的地方如今不再有人看守，虽然那外面围着的铁丝网依旧在那里。在清香的黄昏凉风中，我对卡汉说：“我们得想个办法到里面去看看。”

琳在旁边看着我们做决定，眼神里也同样充满了期待。“我敢肯定那里没有守卫的人。”她说这些仿佛是为了给自己、也给我们壮胆。

“我们可以从那个地方爬进去”。卡汉用手指了指前边，那片铁丝网稍稍比其他地方矮。他走过去，用手指抓进那些铁丝网的洞洞里，然后脚用力一蹬，身子往上一弓，几下就爬到了铁丝网的顶部。

在夕阳里，我和琳就显得费劲些，我们俩个你拉我我拉你，最后也翻过了铁丝网，跳进了那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旧机场。没有人阻挡，我们朝着那架旧飞机停放的草坪奋力地奔跑，全然不顾傍晚有点潮湿的泥土被跳跃的脚步溅起，弄满全身。卡汉边摇晃地向前跑着，边没忘了回头朝我们伸出手，那意思是招呼我们，让我们别落在太后面。

废弃已久的停机坪地面上出现了很多裂缝，杂草从中顽强地钻出，没有人能想象如今的那个沉默的机器怪物曾经有着辉煌的飞翔历史。它的机翼下面有一个仰头可以看见的白色圆底的星状标志，机身上是虽然褪了色、但依然可以辨别的迷彩涂装。桅杆顶上的天线罩，如今成了它曾经在蓝天中跟世界有过用电波对话的证据。

因为长期的风吹雨淋，驾驶舱玻璃窗上已是污迹斑斑。但那种模糊加强了神秘感。如果没有那些污迹，我们甚至应该可以看见从前玻璃后面那头上罩着飞行帽的飞行员，正听从着耳机里传来的指令，那是夹杂着电波的呼啸、断断续续的停顿、以及一种叫做使命的安排的声音。他的一只手在头顶上方的仪器盘上，有条不紊地按下一个个的按钮。他整了整飞行帽，朝我们微笑着扬手致意，仿佛告诉我们即将启航。然后，就像梦醒后失去的形象般消失在玻璃窗的后面。

卡汉喘着气，因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这个庞然大物而显得异常激动，我们几乎愣在那里，倾听到自己心跳的节奏。

       “我真想知道飞在天上的感觉。”卡汉终于开始绕着直升机走着圈，不无羡慕地自言自语着。

“他们说，从飞机上看我们这个地方，比我们从山上看下来还要小。”琳似懂非懂地说。

“哪里啊，你才不知道呢，飞机上根本就看不到我们这里，早就被云遮掉了。”卡汉仰着头琢磨起直升机机翼下的那块模糊不清的标志。他使劲地往上跳了一下，想要够到机身。他红扑扑的脸往一侧一偏，像是要避开从上面落下的灰尘掉进他那只朝天鼻子。然后他双手抓住直升机已经生锈的起落架，似乎要想顺着它攀上机身。他的手还太小，根本就无法抓紧那起落架。即使如此用力，卡汉幼小身体的重量还是根本无法让那架直升机有一丝的动摇。

他走到一旁，想找到一根断树枝，或者其它可以架在机身上，帮他爬上去的东西。但是他只找到一根细细的带着绿叶的柳树条，他拿着它，费劲地想够到驾驶舱的玻璃。

“哎，你说，如果你能上去，会不会我们就能让飞机飞起来啊？”

卡汉并没有吱声，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尝试都显得是徒劳。他连机身都够不着。并没有人从机舱放下折叠梯，那些飞行员在很早以前就收起了这些扶梯，他们让它消失，也许，他们是故意要切断卡汉登上飞机的梦想之路。

他一屁股坐到了泥泞的地上，他扣好松开的鞋带，抬起头四处张望着，仿佛在找什么。他看到身旁有一块小石子，便赌气地捡起它，朝着直升机扔了过去。石子像一发小型炮弹，携带着他的不满，朝着飞机撞去，它击中了飞机，发出和钢铁机身清脆的相撞声，在空旷的四周回荡开。

“有没有其他办法让这飞机飞起来呢？”我不甘心地自言自语着。

“对啊，要是让瑞他们知道我们开过飞机，以后在我们面前他们就再也不能神气活现了。”琳也接着我的话茬说。瑞是另外一拨经常在一起玩的孩子们的头。他比卡汉稍大一些，因此常常在我们面前自以为是。

我猜卡汉在想办法。

他慢慢重新从坐着的地上起来，脸上充满了神秘的表情，但并不是朝飞机走去。

在下午办公室窗玻璃炫目的反光中，我看到，杰仿佛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那个黄昏，在卡汉的指挥下，我们变成一支站在舞台上的小小合唱团，并且相信，虽然没有梯子，我们也能找到进入机舱、并且让飞机开起来的秘密。卡汉学着那些飞行员的样子，缩起脖子，使劲朝着地上蹬了几下，站立，正步走，来到我们跟前。然后，他让我们闭上眼睛，像做梦一样。

我们听到自己嘴里响起了“突突突”地模仿着直升机起飞的声音。我们的双手抓到的仿佛是飞机的操纵杆。周围除了我们的叫嚷外别无其它声音。直升机短短的机头就像一条鳄鱼凶恶的吻，我们的吵闹好像重新给了它生命，让它重新找回了飞翔之梦。在感觉中，机身开始振动，停机坪的水泥地再也抓不住我们的飞机。风开始从我们的耳边吹过，扬起我们的头发。卡汉在失去的平衡中放开那像是抓住操纵杆的手，一边拉着我，另一边拉着琳。在闭上的眼睛后面，我们竟然惊喜地感觉到直升机的垂直起落、它加速中见到的事物模糊的部分、或是转弯途中迎面而来的海市蜃楼。我们就象竹蜻蜓、希腊神战车、阿拉伯飞毯，在一个未知而又五彩缤纷的璀璨世界里左右起伏。

那一次，站在天空下显得特别矮小的我们三个小孩子，却仿佛一伸手触到了世界的巅峰。

后来琳去了北方的一所学校。我现在还能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她的情形。被男男女女塞满的汽车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一路上尘土飞扬，中间陆陆续续放下许多人，一直到了晚上七点多才到她的学校。我们走出晚自修的教室，在一片虫鸣声中，北方秋夜的月光神秘而皓洁，就象我从侧面看到的琳的脸庞，有着时间的痕迹。霜露既降，木叶脱尽，我们说起了卡汉，父母离异后，他跟着父亲去了卡纳市做了一阵子小生意。后来又干过几份建筑的活。

“当我找到卡汉的时候，他正在工地上。我向几个从我面前走过的人打听卡汉，他们带我找到了他。他站在脚手架上，我抬起头，冲着他喊他的名字。他低下头，不知道谁在叫他。我看到，他已经没有那一脸的孩子气，眼睛依然很大，可是我很奇怪他的朝天鼻子，如今变成了笔挺的正常人的鼻子。我看不见他的头发，因为他的头上戴着顶白色的安全帽，我真的好奇，要是他的头还跟以前一样大的话，他那顶帽子的尺寸一定也够不寻常的。他沿着脚手架走进施工电梯，下到地面。他从电梯里走出来时，就已经认出了我。他高兴极了，捧住我的脸，顾不上清除一下手指甲缝里红色的砖头碎屑和黑色的水泥泥浆。他问了我很多家乡的事，还有你。我知道，我不问，他也一定会跟我提起以前去直升机训练营的事。他真的提起了这事儿。他问我那架飞机还在不在，他说，他有很多年没有回家了。他说他一直很想再去那个训练营走走。”我喋喋不休地将我知道的关于卡汉地情况跟琳说着。

琳也已经长大了，变得比小时候沉默、内向。她不会再委屈地嘟着嘴，不再不知所措地等着我们给她出主意。透过黑夜中闪烁的月光，我猜不出，或者根本不愿去猜她那谜一样的心思。其实我们都已经长大，变得跟从前不一样。怎么说呢，那种不一样，就是你张开了眼睛，知道了周围的一切，但是却发现自己并不能飞翔。我不敢提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是否所有人的梦想都注定会在张开眼睛后失落。我知道那样的问题没有答案。如果仅仅是个否定的回答，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也许去关心梦想的失落本来就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应该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无论何时，只要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就又能重新回到那神奇的过去。这是我小小的心愿，凭此信念，我相信，那架退役的、停留在那个机场偏僻一隅的直升机，经历过无数白天黑夜的循环、夏日的闪电、冬日的积雪，在我们之后一定也遇到过许多闭上眼睛的好奇的孩子，将它从沉睡的梦中一次次地摇醒。

我眺望着窗外的香港。我熟悉香港吗？有时候，我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不管如何，在这里住了四年之久，很难说不熟。作为拥有临时身份证的居民，我曾经享受了香港给予它的所有市民的众多福利和设施。有一次，我在住所的楼下扭伤了脚。我用一只脚跳着回到自己的房间，却发现伤势比我想象得要严重，我从来不知道，靠一只脚来支撑身体会如此艰难，很快，我变得满头大汗，不得不靠在椅子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无奈之下，我拨打了救护电话。二十分钟后，有人按响我的门铃。门打开后，进来几个政府医疗急救电话派来的人员。他们穿着深色的工作服，说一口带香港腔的普通话，有条不紊地将我抬上了他们搬进屋子的担架。他们抬着我下了楼，把我送进早已等候在地面的救护车，一路鸣响着警号，等我再次被抬下来时，已经是在附近的一家公立医院了。

我也去过许多香港独有的地方，比如那家著名的牛腩店。沿着那条通往半山的自动扶梯往上，再走上几段石头路，七拐八拐，就来到那里。还没有开始营业，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队伍里的人说着各种语言，相信许多人是游客，慕名来到这里品尝。在它的周围，开着其他的各色小店铺，有一次，我趁夜色还未降临，去其中几家店门口胡乱地探视一下。有一家店门紧闭，店主大概出门去旅行，或者因为资金周转困难，暂时歇业。从拉了铁栅栏的窗玻璃往里看，昏暗的屋子里堆着各种古董家具、木板窗花、雕花镜子、台灯等等，墙角已经有蜘蛛网，在一张蒙尘的长条桌上，还有几只鼻烟壶、首饰、摆件。在不远处的另一家土产杂货店，店里亮着灯火，在昏暗的夜色中非常显眼，店主开始收拾店门口的摊位，一个个垫着塑料纸的纸盒里，堆满了干贝、干鲍鱼、海参等干货，上面插着写着货名和标价的牌子。店主看到了我，朝我打了个招呼，告诉我她的店已经关了。那是个普通的香港妇女，头发绾起，身前围着一条藏青色的围单。

离开这些店的时候，牛腩店的铝合金卷帘门也嘎吱嘎吱被摇起来，宣告着面店开门迎客了。在日光灯照亮的狭窄的店里，蜂拥而入客人们已经坐下，认真地读着压在台子玻璃下面的面单，伙计在一旁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纸，记下他们点的东西，而从门口的一个大锅里飘出的混合着咖喱、牛肉和香菜味道的热气很快充满屋子。

我喜欢这时候的香港，还有它暮色中排在巴士站前的长队、脸上化着浓妆的上班族、铜锣湾、西贡的海鲜。而时间的流逝，快得就像它著名的机场快线，一眨眼就开到了市中心。每次从上海返回香港，晚上十点多了，机场快线上仍然坐满了人。列车车厢里灯火通明，里面乘客的身影投射到车窗，跟窗外漆黑的夜色汇合在一起。我坐着，看着前方座椅靠背上安装的显示屏播放着短小的纪录片，而在每节车厢交界处的上方，一条液晶显示器上显示着列车行驶的进程。随着列车的高速行驶，堆在车门附近行李架上的行李晃动着，等待着迎接它们的终点。

所以，香港对我来说不能算是个陌生的城市。可是，我心中对它缺失的那份东西是什么呢？是对这座城市的理解吗？无法理解这座城市，真的很重要吗？有时候，我想说，这没有什么，这个世界上有无数事物对于我们而言是无法理解的。而且，对于香港，我太渺小，我对它的理解与否丝毫不会改变它的巨大现实。每天在二十七楼的早会会议室，当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侧过身，看着窗外四季宾馆闪耀的室外泳池、不远处船只穿行的、仿佛无限的海面，和海对面的九龙站住宅区，会觉得我置身的香港一直就是个沉默的城市（虽然它天空下无数建筑的外面挂满日夜吵闹的空调机），甚至转过脸，连在台上那些分析员的讲话（他们似乎只是张合着嘴唇，而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也无法听见。我想起有几次当我和杰在那个办公室聊天时，会无意中看见窗外飞过的巡逻直升机。那直升机在中环云层堆积的天空盘旋。那一带的海面反射着白天阳光变幻的照耀，在远处高高低低的山丘和岛屿的围抱下，仿佛一幅颓废的现代艺术画。直升机充满希望地掠过我们正在交谈的办公楼窗外。从机头的驾驶舱玻璃后面看过来，矫健的飞行员也许能够从这幢中环最高的办公楼外墙被钢筋结构勾勒出来的无数相同的窗户中，找到杰和我正坐着交谈的办公室的窗户，并且看到了那个办公室窗口后面两个模糊的小黑点。对他来说，那是他无数次在飞翔途中看到的别人的生活。他甚至看不清那些人的容颜、动作（它们就这样在他眼前一晃而过，象被快速流逝的时间变得模糊的一切一样），以及他们对于生活的希望、努力和无法预知的未来。

不过，也许，谁知道呢，他也许看到了梦想。

是的。

你好，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