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自我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也吐槽

信息不对称历来是所有政治体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中，这个问题尤为关键。

理论上来说，班干部的权力来自Z老师的不同授权，获得授权的班干部需要向Z老师负责，同时班干部之间的授权级别不同，实现分工和制衡。但实际上，作为Z老师代理人的班干部，同Z老师的利益并不永远一致，更不用提班干部之间还存在利益差异。而Z老师对班干部的高度授权以及监督机制的失效，更加重了这种代理人危机。

以数学课代表这个我最熟悉的职位为例，我本来的职责是监督并鼓励同学多做数学参考书，从而提升班级的数学成绩；我的权力则既简单又实在，负责参考书的检查、登记以及UB的换算。我要面临3层监督：1是班长这一级负有监督职能的班干部，2是其他的数学课代表，3是提交参考书换取UB的一般同学。

按照这种制度，当我发现出现了超出原始制度设计之外的UB交易时，我应该主动干预、制止，至少要上报。但对我来说，这种交易并没有任何损害；而阻止这种交易，则会损害到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利益。这些人理论上都有监督我的职责，无端得罪他们并不划算。

相反，作为班级成员之一，和尽量多的同学搞好关系符合我的利益——哪怕只是友谊带来的愉悦也是有利的。所以，当我很早发现UB交易时，最好的办法不是阻止它，而是给予庇护，甚至提供方便。实际上，数学课代表往往需要充当紧急的UB交易的中介（不紧急的交易则无所谓，交易者可以慢慢寻找交易对手）。这种中介没有直接的报酬，但可以赢得信任和好感，可以视作班级里的一种政治资源。

这种政治资源不仅局限在数学课代表这个层级，而是广泛存在于班干部的权力结构当中。这种资源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粘合剂，可以让普通同学和班干部、班干部与班干部粘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对Z老师的信息屏蔽。马克思•韦伯说倾向理性的官僚结构最终会战胜君主专制，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共谋式的信息垄断并不是终结，任何权力都天然地拥有自我繁殖和扩张的倾向。在班干部的权力得到相对稳固的保证后，滥用职权必然会发生，甚至固化为新的正式权力。

同样是数学课代表为例。在既有的权力上，在初一末的暑假前夕，我们极大地扩张了发行UB的权力。由于抵消暑假作业会带来大量的UB消费，加上不久前的UB贬值，市场出现了短暂的通货紧缩，无数同学都在猛做参考书，以期能够在假期开始前赚到足够的UB。然而，时间非常有限，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来不及做出这么多的UB。

于是，仅仅是经过3名（还是4名？）数学课代表的短暂商议，我们决定同意暂时将参考书对UB的兑换率提高100%，也就是一页16开的参考书可以临时兑换16UB——只要你在事后将预支的UB补上。（在实际操作中，甚至有极少数参考书最终获得了高达1:32的兑换率，比如出现兑换者只差30UB以内的情况；也有一定量的预支UB最终都没有补上）虽然这是临时措施，但是它是完全未经授权，并且对UB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了这种系统性的权力扩张，个人利益也伴随着权力在扩张。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通过广泛的友好关系和政治资源，以及同学对于UB需求的预期，作为数学课代表的我成功把自己的座位从一个有趣的男同学旁边换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同学旁边。

不过，比起班上的权力副中心、团支书兼劳动委员T同学，前面这些权力扩张事件仍然显得不值一提。毫无疑问，T同学很早就搞懂了这套“惩罚—抵偿—奖赏”的权力运行机制，而同时兼具高度的监督权力（团支书）和惩罚权力（劳动委员），给了他扩张权力更大的方便。

通过团支书这个权力副中心的监督威慑，T同学实际获得了不受监督的超然地位（在这个问题上，班长P同学的权力缺位同样有影响）。之后，T同学开始大力扩张自己劳动委员的权力：仅仅是迟到的惩罚，就从惩罚2天值日清洁，逐渐提升到1周、半个月，最终达到最高1个月。这种惩罚回旋余地很大，一方面短期内它进一步增加了UB的需求和消费，但关键是提升了T同学惩罚或者奖励的能力，使他获得了接近Z老师的权力。

权力的暴涨同样也带来了麻烦：随着值日清洁处罚的积累，监督这种惩罚的执行也成了T同学的负担。这时，他做了一个跨越式的决定：他任命了一个因为成绩不好被Z老师边缘化的J同学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代为行使劳动委员的部分职权——主要是监督惩罚的执行。这样一来，T同学成为了新的授权人，而J同学则成为了他的代理人，或者说，“班干部的干部”。J同学没有任何名义上的正式职务，但在班级里，他的权力和Z老师任命的班干部一样有效。不到一年的时间，权力增殖的速度和强度竟至于斯。

其实我不说你也应该想到了，在此后的日子里，T同学和J同学的委托代理人关系同样会出现巨大的信息不对称，J同学也将利用它扩张自己的权力。这种重复迭代，我就不展开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