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后记1
我不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并非没有叙事技巧和想像力,也并非没有口才。
小时候也常听别人讲故事,挤在茶馆的角落里听老先生说古道今;也曾把听来的故事,添油加醋讲给别人讲。
讲者娓娓道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听者津津有味,专心致志,忘乎所以。
讲者眉飞色舞,舌绽莲花,唾沫横飞,陶醉其中,颇有一番小小的成就感;听者兴致勃勃,身临其境,与故事中人物同命运共悲欢,极大地满足了好奇心。
初为人师的时候,曾给孩儿们讲过早些年积累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还有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故事,话本和历史章回小说。
那时我已十九岁,开始思考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写一些诗化或散文化的哲理文章,虽说阅历和经验有限,但依然受到同龄人和长者的赞赏与鼓励。
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的理性思辩能力,弱化了我的感性描绘叙述能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变革思潮与读书探索的时期。
来自高层的“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对十年“文革”的反思与总结,拉开了思考年代的大序幕;潘晓的一封信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一场关于人生的“思考风暴”;李燕杰余英杰曲啸等一大批演讲家在全国各地巡回作报告,引发了人们更为深刻而广泛的思考。
“伤痕文学”“知青文学”“问题小说”“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那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在被禁锢了多年之后的一次火山喷发。
这个时期的文学后来被称作“新时期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倡导理性,张扬个性,崇尚思考,关注现实,反省历史。
经历过这个思考时期冲击的人,大多是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在青春期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为他们今后更深入地探究人生意义,社会存在等哲学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甚至贯穿他们的一生。
我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我喜欢一切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的作品。
早期读过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司汤达的《红与黑》,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莫泊桑的《羊脂球》以及大量中短篇,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汤姆·索耶历险记》,斯托夫人的《汤姆大伯的小屋》,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毛姆的《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及其大量中短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夜》,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诗歌剧《浮士德》以及他的全部诗歌作品,还有泰戈尔的全部诗文集,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集,契诃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小说以及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莎士比亚全集,雪莱拜伦的全部诗歌作品集,惠特曼的《草叶集》,川端康成的《门》《雪国》水上勉和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松本张清的悬念推理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我仰慕其中那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大师。
我无法一一列举那十余年如饥似渴阅读到的全部作品。
那时《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梦》《说岳全传》《隋唐演义》《封神演义》或读或听书都比较熟悉,三言二拍和四大谴责小说80年代末才读到,至于现当代那些著名作家诗人散文家的作品或借或买来读,那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