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读者，一定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读书至此境界，方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拒绝那种捉肩谄媚之态的。很难想象出一个捉肩谄笑的人能写出真正的大作品。同样，一个真正的读者，也一定是拒绝那种媚态百端的文字与姿态的。这是向下的原则。然而，在读者，还有一个向上的原则，也不要轻易触碰：那就是，读书的目的，并非是让一个人可以有凌驾众人之意。至于文人相轻、自命清高、孤芳自赏，这类读书人的痛病，其实都是没有摆正读书之心。
真正的伟大作品是对人的心灵的抚慰。真正的阅读，也因此应该是对心灵的悲悯的触摸。大千世界，人如蝼蚁；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这都是在提醒着人的困境与尴尬。读书的目的，正是对这些永恒真理的追求。所以，在我们论断一个伟大的作品时，其标准为：是否真正写出了人类的文学母题，揭示了人类的问题与困境，并以此推进人类的文明向前发展。因而读书的最为伟大的目的，也应该与此相类，即，为了求是、求真，为了文明的发展与心灵的成长。
古人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其实，相对而言，知也有涯，无涯者乃是人的识见的范围。看似懂了，其实未懂。所以，有人谓，读书人也须历经三境界：看山是山，见水是水；看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西方先哲亦有云，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甚者有云，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人的识见一直在发展，在扩大。所以，识见无涯。人最不能体认的，不是世界外物，乃是自己。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读书的目的，其实是只是为了自己培养自己穿透这个世界的能力。你所读之书，只不过是为了佐证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然后，则进一步努力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所谓悲悯之心，首先表现在对无法准确把确的外部世界的虔诚，其次，则是对万物皆有定数甚至万物皆归寂灭的敬惜与敬畏。所读之书，并没有教我们自命清高、视万物为刍狗。如果读书只为视他人如无物，目无下尘，那么，一个读书人就陷入了最大的困境。“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论，并非确论。真正的读书人，真正的学者，其实是一种仁者爱人的形象。
仁者爱人，便是真正的读书之心。
当然，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阅读而得进益高兴。然而，人的进德修业，一如万物生长。上天有好生之德，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上天之德，天纵之才，乃是为了回馈社会，造福苍生。这才是读书的根本。因而，我在读到“能力越大，责任越大”（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时，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真正的读书，竟然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这个社会赋予的。你可以说钟灵毓秀集于你一身。然而，造化的这份钟爱，必是希望一个人能够有所担当，仍然回报造化万物。圣经有云：人啊，你始自泥土，终将归于泥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有了这份仁爱之心，也就发现，世间所存在的书，乃是相通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就看到了读书人的差别。有些读书人，可以臻至大知识分子的境界；有些读书人，一辈子只做了个小知识分子；还有些读书人，终其一生，连知识分子也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个识字分子、知道分子而已。如果再细细辨之，真正的读书人，是所谓大儒，哪怕他述而不作。而只抱着死书，只为一己者，乃谓犬儒或侏儒。
现在的中国社会，犬儒、侏儒者甚众。转型社会在将知识与经济进行转换时，很多读书人将自己的立场、思想尽皆丧失掉了。试想，读书人如此，又何况那些凡夫俗子呢？威廉·福克纳说自己的写作：“我管什么读者，我引导读者。”其实，读书人，也必须引导那些不读书的人啊。
爱德华·希尔斯说：“每个社会里面，都少不了一小撮人，他们具备超越凡夫俗子的本质才能，喜欢探索比日常生活之具体情境更为普遍、在时空层面更为遥远的符码，并且渴望与这些符码进行频繁交流与沟通。”所以，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光要会在书房里研究知识，还要投身到社会中，用自己的知识去启蒙别人。从柏拉图和孔子开始，社会有了知识分子，也就有了无法独立的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或独立学者，只是从体制角度而言。任何一个读书人，都必然是某一种社会发展的结果或果实。那么，对天下、对苍生、对社会负责，也就读书人的必然使命。
所以，读书，其实只是为了一种被选择。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是必然会被选择作为一种具有担当精神的天使的。
这也是一种读书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