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黑皮包
还在很小时，我就养成了某种习惯，只要父亲一出差回来，便会踊跃着去掏他的旅行包。在我的全部认知里，父亲的那只黑色的人造革大包就像是魔术师的袋子，装满着数不清的好东西。它们有时是漂亮的裙子，有时是好吃的奶糖，有时又是从没见过的新奇小玩具——不管是什么，却总是能够令我感到格外快乐。
可是，那一次，当父亲从北京开会回来，再打开他的黑色皮包来的时候，我却沮丧到了极点。
父亲的黑色大包里居然破天荒地什么也没有，因为所有的位置都被三大本《辞海》给占满了——这三本书，甚至花完了所有爸预留着给我们买礼物的钱。眼睁睁地看着爸不停地在说：“这才是好东西，真正的好东西！”我愣愣的，不相信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嘴巴撅得可以挂上酱油瓶，真是有种随时都要掉下眼泪来的冲动。
我五岁的时候，父母就把家从勐腊搬到了景洪。安定下来之后，父亲所做的首件大事，就是让某个从四川来的叔叔到家里做了只大书柜。书柜总共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装的是玻璃门，使得里面的摆放一览无疑；下层则装的是木头门，门一关好，就变成了很是高深莫测的样子。自从有了这个书柜，父亲的“书”们便都分别有了去处。不是吹嘘，父亲向来都有着好多的书，比如什么线装版的《红楼梦》，精装本的《资本论》，或是其他不论版本的《世界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等等，可惜那时我年纪太小，识字不多，面对着它们实在是半分也提不起劲来，因些也只好任得它们“一入柜门深似海，从此本本是陌路”了去。
为了安抚我们渴望了解未知世界的迫切心情，父亲给我和哥哥买了许多小人书。在家里，我们都各有着自己的小书箱。哥哥比我长了六岁，我才小学，他已经是初中生。和现在的孩子们追剧一样，那时的哥哥追的是《今古传奇》上的连载小说。剩下我只能时常赖在母亲的身边，每天缠着听她读讲各种字书。父亲从不读书给我听，但却会在短途出差的时候带上我，在车轮滚动的声响中给我讲故事，比如说“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再比如说“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跌倒小学士，笑死一群牛”等等。
那些年，到新华书店里去买书着实是件烦人的事。首先，得先到陈列柜上记下想买的书下面的编号；接下来，还要到收银柜上报号支付；然后才能够凭着付款小票取书。因为人实在是太多太挤，基本上没有把书先拿到手上翻看的余地。父亲常带着我去书店“挤书”，有一次，也不知是我们看错了号，还是收银员听错了，无意中就算成了另一本书，并签注在了小票上。等到把书拿在手中，发现根本不是想要的那本，我和父亲都不禁面面相觑。可是再一回头，看到柜台上那人挤人的架势，却也只能颓然地放弃了再回去调换的打算。
到了我开始能够自己看书的年纪，每年订阅报刊时，父亲便考虑上了我的份额。从最初的《小朋友》，再到后来的《少年文学》，《奥秘》等等。童年记忆里，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童话故事：《老鼠嫁女》和《舒塔和贝克的故事》，就来自于当时的那些粗浅的阅读。
高一年级以前，除了父亲，母亲，哥哥，家里还有奶奶和我们同住。奶奶是缠足的旧式妇女，一生没有机会踏进学堂一步，却居然也能够分毫不差地将整篇《三字经》倒背如流。
“人之初，性本善……”
无数个日日夜夜，奶奶用她那苍老的声线，不断地吐出抑扬顿挫的字节，总是轻轻地击打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唤起着最为质朴的感动。
我一直和奶奶同住一屋。碰上我在写作业，即使是偶然路过，奶奶也会变得审慎起来，不仅脚步放得很轻，甚至于气息都要尽量屏住。这在当时常常让我暗中感到好笑，后来却不住时时想起。我渐渐知道，那种审慎，是属于奶奶，还有父亲他们心底里的某种敬畏。这种敬畏——它们，始终留给了那些摊放在我们的面前，印刷着满满文字的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