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珍惜善良”

这是电影《芳华》的经典台词。

看似温柔的一句赞美，我却从字里行间看到了凄凉。

刘峰自己翻书帮林丁丁把表修好；念着林丁丁是南方人吃不惯饺子就给她下挂面吃；正吃着饭，就被厨房的喊走帮忙抓猪；为了帮别人省钱，亲手做了组沙发一直到后半夜。

何小萍从加入文工团的那一天起，莫名其妙的成为了被大家嘲笑的对象。当有一个人侮辱何小萍的时候，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集体事件。好像这个时候你不跟着笑一笑，就显得自己很“另类”。

刘峰就是这个“另类”，当所有人都表示不能和何小萍一起跳舞的时候，刘峰站了出来。

无奈的是，就是这样的“活雷锋”，这样的“另类”，在他被告发时，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申辩，在他被下放，离开文工团时，只有何小萍一个人为他送行。

有人觉得看完电影后心里很堵，为刘峰感到惋惜和不值，也再一次想起世纪性问题：好人终究有没有好报呢？

我看了电影后却感慨，之所以我们总感觉“不够幸福”，却是因为我们和刘峰有太大的差距。

如果你认为电影中的刘峰是个loser，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你也不会认同。

其实，“好人有没有好报”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一番解读：“我们为什么要做个好人”、“如果没好处，则不该做个好人”。

读柴静的《看见》，我知道了一个坚持在中国偏远山区做支教十几年的德国人安卢克。

然而，这个“好人”外教老师的教学生活并不顺利。

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

1998年4月，申请做共青团志愿者被拒绝。

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教育局管不了我，我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不过我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可以做教育实践研究了。"

2004年10月，为了一个在板烈淹死的学生承担责任。

2012年9月，生活状况不稳定，最后不得不离开去越南等待。

2010年5月20日，卢安克在自己的博客主页上宣布关闭博客，以下为他的声明:

"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

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没错，安卢克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刘峰。

这么多阻挠，他为什么仍然这么执着的要在中国偏远山区免费当老师呢？

他曾经说，他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教育难道是只为了获胜?我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

他认为这些孩子需要帮助，他觉得自己必须要为这些孩子们做些什么。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一次大海潮之后，许多小鱼被搁浅在沙滩上。一个孩子看到小鱼还没死，就抓起小鱼一条一条地往海里扔。一个中年人走过来说：“这么多鱼你扔不过来，有谁会在乎?”小孩抓起一条小鱼往海里一扔，说：“这条小鱼在乎。”又抓起一条鱼往海里一扔，说：“这条小鱼也在乎。”

安卢克就像故事中的这个孩子，而他关心的那些学生就像这些小鱼。

安卢克还说：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那么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那么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全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我想，安卢克应该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否要做个好人”这件事。这件事对他来说太小，小到没有时间考虑。

安卢克写的《是什么带来力量》中提到，当他知道电视台记者要采访他，这让他很为难。为难的原因不是他搞不清自己要不要成为社会焦点，要不要变成一个名人。他只是头疼一旦采访将会花一下午的时间，而如此一来会耽误了孩子们的课程，要使计划好的课程内容中断，这让他无法接受。

安卢克和刘峰一样，他们清楚的知道生命的重量，生活的意义。

在他们的头脑里没有“要不要做好人”，“我为什么要做好人”类似的问题。

他们只是在做着他们内心觉得对的事情，简单、纯粹，即使生活常常给他们使绊子，但仍然心满意足，并执着向前。

就像《年华》中的最后一段台词：

“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

可还是不难看出岁月给每个人带来的改变。

倒是刘峰和小萍显得更为知足，

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