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第一点就是名分。
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分，在古代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借口那么简单，它关乎的是人心。
从古至今，有人的地方形成组织，几乎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其中，主观意识“先入为主”(前期)和个人能力“德位相配”(后期)是支撑“名分”的两个重要事实要素。
所以，为统治者自己正名，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所以古代统治者尤其是秦一统六国之前的诸侯，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因为这是维护他们统治的最有力的武器。
而后来，国家统一之后，中央集权一再加强，一个朝代历经数代，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民众一出生就被灌输了尊卑长幼的观念，人心思变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
当国家牢牢掌握军队和以及君权神授观念的深入人心，“人心”便退居了次位，后来只有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时，才成了起义者手中的一张王炸。
高度的中央集权让帝王有了任性的权力资本。世袭制，家天下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减少最高权力更迭造成社会动荡而产生的制度。但围绕在权力中心的帝王为加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却最终使国家彻底变成了一个稳固的"封建家族"。
所以金字塔的结构导致帝王能单方面决定国家命运。而失去了制约的权力。面对的，将是泛滥的人性。为什么都说，富不过三代。因为一个家族想要长久拥有财富或是权力，必须首先拒绝财富或是权力的诱惑，保持清醒，这违背了人的本性，尽管有许多人能够做到，但是在时间作用下，个人的觉悟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无论曾经多么伟大的帝国，最终都在后代手中败亡。
历史课本上把这种锅甩给了“制度”，但是如果你从头分析历史就会发现，“制度”这种抽象对象是连背锅的权力都没有的，这种说法存在着一定的社会意义，但相对的，也会禁锢思维。
“制度”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这种说法似乎是近代跟西方学的，西方由于经历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偏重于个人天性的解放。所以在协调社会问题与个人天性的矛盾就会从制度中寻求解决方案，如比较著名的“三权分立”。
而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以封建礼教森严的等级制度来构筑社会基础的，非常稳固。近代列强侵入又恰逢一个王朝处在衰败的过程中。无法循序替换的社会基础，导致只能通过激烈的革命手段。
这种碰撞证实了我国制度建设的成功，可以说是帝国集权的极致。这种极致的模型中，帝王是唯一变量，社会问题不断积累，所以不断需要有贤明的君主来解决问题，建国初期还好，一旦过惯安逸日子，这种要求对于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朝代更迭也就成了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