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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泗阳县新袁中学始建于1956年，是县里四所老完中之一。中学群里的国清同学建议我多写写当年在新袁中学的轶事，我义不容辞，先写一篇，盼望同学们多写写当年的生活，那可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每逢佳节倍思亲，步入花甲之年，我知道的已经有杨恒亮、刘芳、金同鑫、郑军、姜立功、邵新根、化小春、赵雪峰等八位中学同学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过往的事，也纷纷涌上心头。

从空中看，新袁中学呈“日”字形，教室与办公室的轴线构成飞机样，办公室设置在“飞机头”，教室则是飞机的“羽翼”。校门面西，一条路直达黄码河。我读中学时，传达室住着黄埔军校毕业生蒋鸿熙。青砖黛瓦是校舍的主格调，靠近西门的一幢教学楼是我们初三四班所在地。“飞机头”正北不远处，坐落一座大礼堂，约有三层楼高，一尊五角星浮雕镶嵌在正门上方，表面的涂漆已经斑驳，下方为白底红字的醒目标语——“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北面墙壁上生着片片苔藓，梅雨季节尤甚，西山墙壁是“爬山虎”的天堂，夏天是天然的空调。大礼堂西南角，有一简易阅报栏，两根木桩之间，用上下两条粗铅条缠绕，这里有《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还有知识分子喜欢的《文汇报》，我在这里开阔了视野，开了眼界，要衷心感谢程老师的付出，是他每天坚持给我们更新报纸。大礼堂东边是一排教工宿舍，当年有位退伍军人，住在里面复习高考，看到我他会伸出有力的大手握住我的手，像是领导慰问下属。

好大一片树，满园梧桐影。法国梧桐后来知道叫悬铃木，是校园的主力树，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显示学校历史的悠久，与我写的《树梢上的淮师》里的法国梧桐是同一批种植的。每年春天，法国梧桐开始吐露新芽，那时还没有进入“发情期”，没有讨厌的杨絮到处飞舞。硕大的梧桐叶在阳光雨露中张开笑脸，如我辈少年，朝气蓬勃，生机盎然，英姿勃发；夏天，树冠像一把巨伞保护师生，送来清凉；秋天，它的树皮开始脱落，树叶落满校园，提醒师生秋天到了要加衣服了；冬天，在皑皑白雪中，它依然挺立，似乎提醒学生，尝尽人家辛苦，才能苦尽甘来。今天的梧桐树不知是否记得45年前学生的身影。

西南角是男生宿舍，卫生条件很差，我还患上了疥疮，为此休学一个星期。用了很多民间配方也不管用，最后是找化学老师给的硫磺才彻底治好，至今身上还有很多当年的疥疮疤痕。

那时的生活条件普遍艰苦，食堂早晚都是稀饭，中餐由学生自带食材蒸馏。我记得我有一个银白色的铝制饭盒，自己放几把米，在黄码河淘洗，然后装上半盒水，交四分钱蒸馏费及免费汤，中餐就对付了。当然也有有钱的同学买点小菜，我不记得买过小菜。

今年夏天走的赵雪峰是我最好的同学，当年我们都属于身材迷你型，共同语言较多，他的眼睛很大，毕业后多年还同我常有联系，年龄还不到60岁，他的去世让我很为意外。

郑军同学多才多艺，我们同学半年多，他就被泗阳艺术学校特招去了。毕业后分配在泗阳县淮海剧团，后来剧团倒闭，他到县工商局工作一段时间，又到华西村文艺团体工作一段时间，突然就生病去世了。真想再听听他唱的美妙的歌声。

金同鑫同学和我在初三同了一年学，高中考上泗阳中学，直到大学毕业后，我们才在淮阴再续我们的同学情。当年他在中国银行淮安支行工作，我们联系较多，他后来到南京工作，就再也没有机会联系了。

刘芳同学是女同学，我们可能在中学都没有讲过话，后来在淮阴才多有联系，她非常好学，自学制造水泵图纸，业务做得很大，甚至东南亚都有他们生产的水泵。常年在外面跑业务，打电话不是在车上，就是在洽谈业务的路上。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车撞到了天国。

杨恒亮同学，是离我老家最近的高中同学。我考上大学后，他到学校看过我，专门买了一本冯德英的《山菊花》赠送给我。我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吃了晚饭，并偷偷在宿舍共住了一晚。他结婚还专门请我去喝喜酒。后来他在淮阴区菜市场以卖鱼为生，听说是生病去世了二十多年。

姜立功同学是在学祥同学建立新袁中学群之后，找我加了好友，我们通过手机微信聊了一个晚上。他告诉我，毕业后学了中医大专，从医三十余年，擅长治疗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炎症，特别对治疗蛇胆疮有独家秘方。他让我注意保重身体，退休后再多联系，到南京一定去找他。没想到，现在已阴阳两隔，真乃世事无常。

邵新根、化小春两位同学，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他们。也许当年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跳农门，考大学，只专注学习，交往不多。原谅我写不出什么内容，如果下辈子再做同学，我一定与你们多交往。

自然法则难违拗，世上没有不散席。还留在世间的我们，在悼念中回忆以往，记起当年同学一场，共同生活在法国梧桐树下，他们的音容笑貌，嬉笑怒骂，难免伤感，但也有慰藉，因为各自都对社会和家庭有所贡献，一生并非碌碌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佳节思同学，惟愿八位同学在天堂里保佑我们其他同学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