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逃难在外的原九江城区市民与富商和国民党各机关团体，纷纷从各地返回九江。这时，浔阳各界人士和商民，在欢庆“光复”的同时，争相复业开市，九江附近（主要是江北）无业农民，进城谋生者不在少数，使得市面热闹非凡。一时间，九江这座以水运交通为主的城市，发挥其原有优势，敞开宽阔胸怀，接纳来自各地的轮船公司和船主落户，各类船只亦随之而停泊在浔阳江头，可谓舟楫林立，往来如梭。

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印鉴

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在日本投降不久，即于 9 月间从内地返回九江原址——大中路 283 号，接收原资产和部分敌伪资产，开展营业活动，成为战后九江最有实力的轮船公司。其时，汤传篪为胜利后九江分局第一任经理，内设船务、财务、事务、栈务、报务等职能部门，起初员工仅 53 名（内有水手与工役 35 名），后来随着港口水运业务的拓展，员工增加到 134 名（内有水手与工役 105 名），管理港口 4 座码头，5 艘轮船（包括港作船），6 艘驳船及货栈、库场等，经营长江干线和区间各港埠客货水运业务。其时，招商局已在国内营运的航线有长江线、北洋线和南洋线；区间航线则主要是近距离水运至各埠，如南昌、饶州、武穴、安庆等埠。务使行尽其便，物尽其畅，并做到迅速无损地把货物送达目的地。

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在汤传篪的授意下，为承揽水运业务，不时在九江《型报》上发布船舶动态，为客户提供水运信息。同时，还在《型报》上刊登广告，公布服务承诺：“客货运输，迅速准时，联运各埠，四海畅通，仓库堆栈，利众装卸，代理保险，水火无忧，竭诚服务，消除陋规，发展航运，促进贸易。”这则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广告，当然不止是为了宣传，而是经营之本。不然，在市场竞争中，就难以取信于商家，亦难立足于市场，进而失去经营之本。

汤传篪

一日，有批物资急待运往上海，要求汉口分局在客班轮下水过浔时，给九江预留舱位，并得到了上海总局和汉口分局的同意。然而，当客班轮抵达港口时，舱位却满了，没有预留应给的舱位，九江这批货运不出去怎么办？情急之中，汤传篪急电汉口：“拟议留给我们的舱位，怎么不留？”“我们这批物资也要急运上海，请给予方便。”对方回答时还说：“我们再商议一下嘛！有话好商量。”

“那也不能拟议了的事不算数哇！做事怎么这样不讲信用？怎么不按已达成的安排办。”“电报在我手里，你能不承认？”并说：“我们怎么向客户说。.....”“如何取信于客户。”对方自知理亏，无以对答。汤又告知：“我将把你的货卸在九江······”并立即向上海总局报告汉口不守信用的举动。向汉口和上海通了电话后，汤传篪在现场立即指挥工人将应预留给九江的部分舱位货物卸出，并将九江的货物装上。船上卸下的货，则等下一个班轮到港时再装上运出，装卸费用当然要由汉口分局承担。其时，沪汉航线客班轮不是每日都有，货轮运力也紧张。所以，客班轮沿途各港装卸货物，均由总局统一安排舱位，各港舱位只能调剂，不能随意占用。这既是市场货物流通的需要，也是维护运输秩序的需要，更是承运者的诚信所在。

市场的诸多可变性因素，使得人们在市场运作中，亦随之而采取相应的可变性措施，就是通常所说的随机应变。但是，在为市场服务中诚信则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变的。唯有保持诚信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原则，才会出现较好的有序经营环境，并取得各商家的信任，业务才会不断发展。正因为如此，九江招商分局在汤传篪的领导下，水运业务获得了较大发展，据统计 1946 年九江全年在港作业船舶就达到了 1314 艘次，货物出口量仅次于汉口分局，港口经营腹地更有拓展，集并物资明显增加。

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的成就得到总局的肯定后，除获得嘉奖外，汤传篪并于 1946 年 10 月 25 日调营口分局任经理，后又调香港分局任经理。在香港任职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宣告成立。这震撼世界的大事，使亚洲和国际局势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激发了香港广大同胞的爱国热情。不久，1949 年 10 月 24 日招商局“海辽”轮，由香港开赴厦门途中，宣布起义，直开东北解放区。11 月 9 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 4 千名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所属在港飞机飞回大陆。11 月 13 日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亦宣布脱离国民政府。

就在此时，轮船招商局香港分局在经理汤传篪、陈天骏的领导下，亦秘密筹划起义。其实，早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组织就在香港分局内安插了地下党员，进行宣传、教育、团结和组织工作，使广大员工，晓以大义，认清前途，跟共产党走。在条件成熟时，遂于 1950 年 1 月 13 日宣布起义，在港的 13 艘轮船在汤传篪的精心安排下，亦先后安全驶抵大陆港口，摆脱国民党控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资料来源：

1988 年《九江港史资料汇编（一）》。

1990 年人民交通出版社《九江港史》。

【编后记】

汤传篪（1914-1984) 鄞县人（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早年在上海当学徒、店员。1936 年后在中航公司上海、汉口、重庆、印度等地机构中任职员、经理。1950 年率领香港招商局 13 艘海轮起义，历任广东省航运厅海河运输局副局长、航运厅顾问、全国政协委员。1984 年 4 月 17 日在广州病逝。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48辑 浙江近现代人物录》

九江港的历史是编者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关于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之前发过一篇吴圣林老师写的《九江文史 | 九江轮船招商局》，这两篇文章都简略了些。

本篇讲述的是光复后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掌门人汤传篪的故事，汤传篪最大的影响，当然是领导了香港招商局起义，这一轰动新中国的英勇行动，是招商局最光辉耀眼的历史。当年的老五份纸币上有一艘轮船，您知道它的来历吗？香港招商局起义至今仍在被反复提及并隆重纪念。

为纪念“海辽”轮起义，新中国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五分钱纸币上印有“海辽”轮图案

有意思的是，解放后冲破香港国民党与英国人的阻拦，勇敢踏上“北归”之路的两大起义，一是招商局带回来的轮船，领导者是招商局（九江港务局前身）经理汤传篪。一是带回12 架飞机的“两航起义”，修水籍古琴大师査阜西是其中的重要领导人（见《九江文史 | 古琴大师査阜西的精彩人生》）。

挖掘九江的近代史，总能遇到意想不到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