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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中未必一定要有“政策建议”部分

学位论文中是否一定要有“政策建议”？这是导师之间分歧较大的问题，也是容易导致研究生和教师冲突的问题。有的学位论文没有政策建议，或者政策建议部分文字较少，常常受到评阅人和答辩委员的批评，获得的评价较低；研究生对此常常有不同的看法，不认同教师的评价。是否有“政策建议”、政策建议是否可行，被多数高校列为学位论文质量的评判标准之一；这可能过于绝对了，需要澄清、纠正。学位论文中未必一定要有政策建议。

虽然“经世济民”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直接目的在于揭示社会规律。社会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注重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的探讨，进行抽象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应用研究立足于理论的实际应用，着眼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基础研究是否一定有对应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要根据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结论而定。有的基础研究可能直接与具体的社会问题相联系，研究结论具有直接的政策意蕴，而有的研究成果则没有直接的现实政策含义。有的研究工作只是对前人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新的证据或者证明，而这些研究结论的政策建议已经被别人提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学位论文中提不出新的政策建议，仍是合乎要求的，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例如，不平等度量的技术和方法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论文改进或者提出了新的度量指标并证明了其良好的特性，甚至证明了前人提出的度量指标的新特性，都是重要的理论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方法价值。但是，这一成果未必具有直接的政策价值。这类成果要应用于政策研究、产生政策含义，需要再作进一步的具体研究，那是另外一项研究的内容了。这类学位论文没有政策建议，并不是论文的短处。学位论文是否要有政策建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不能不加区分地去批评学位论文缺少政策建议这一部分。

对于应用研究和能够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研究来说，“政策建议”是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内容。充分挖掘研究结论隐含的政策含义，不仅能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案，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把一个笼统、宽泛的建议具体化，提出详细可行的实施步骤，可能需要更为缜密的理论和因果关系作为支持。政策建议的深入开掘，有利于认清已经完成的理论研究的局限性。有时在开掘政策建议的过程中，研究者才会发现所作的理论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化、细化，才能明确深化理论研究的方向。

除了学术目的和学术价值外，学位论文还具有教育价值和功能，完成“政策建议”部分的研究，是训练研究生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很多著名学者都很重视学位论文的“政策建议”这一环节。林毅夫教授在评论他自己指导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时指出：尽管这是一篇不错的博士学位论文，实证研究做得很扎实，但是论文的“政策含义挖掘得不够充分”。这说明林毅夫教授很重视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政策建议”部分。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但是，对于可以提出政策建议的学位论文，政策建议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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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是论文研究结论的直接应用和逻辑延伸

“政策建议”就是根据学位论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提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对策。这种对策是论文研究结论的自然的、直接的引申，是理论研究结论应用于具体问题时所推断出的结果，在逻辑上与论文的理论研究结论是一脉相承的。必须依据学位论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有的研究生还没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时，就把政策建议想好了，在论文开题报告中，提出了数条乃至近二十条政策建议。还没有对问题进行研究，何来解决问题的建议？这显然违背了学术研究应有的逻辑。也有个别的导师头脑中已经有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希望自己的研究生做论文进行论证。不论这个主张是否合理、是否正确，学生已经先入为主认定这个政策建议是正确的，然后去展开论文的研究工作，这实际上扭曲了学术研究。

我们经常发现学位论文政策建议环节中逻辑推理出现问题，很多研究生脱离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去寻找政策建议，政策建议与理论研究相脱节，整篇学位论文不能保持逻辑一致性。举个常见的例子。经济学研究中，一般的假设是“人是理性的”，几乎所有的借助经济学分析方法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以此假设为基本前提。“理性人假设”把人的理性都看成是等同的、不变的。这类研究中，省略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考察，没有去考察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因素。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研究，把人的“偏好”视为是稳定不变的，把人的行为视为理性选择的结果，人的行为的差异、变化是由外部约束条件的差异、变化所致。这类研究所能提出的政策建议的范围，仅限于改变制度、物质、技术等约束条件，得不出改变人的主观认识、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方面的建议。但是，有的研究生利用经济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却提出了要“改变人的观念”、“提高思想认识”之类的对策。也许有些建议可能是正确、可行的，但在逻辑上，从论文的研究结论无法引申出这一建议，就不应出现在论文中。

学位论文必须立足于研究中所发现的规律，依据论文确立的因果关系，去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与对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能得出确凿的因果关系结论，都真正确认了规律的存在。社会科学研究有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也有解释性研究；可用定量方法，也可以用定性方法。定量研究有因果关系研究，也有相关关系研究，对应的结论分别是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相关关系研究并没有确认因果关系存在。探索性研究只是对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并没有取得对规律的准确认识。案例分析不能做因果关系检验的手段，仅凭案例分析得不出肯定的因果关系结论。所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得出结论的类型不同，相应的政策建议的类型、建议的肯定性程度就不同。学位论文中要对此加以区分，作出准确说明。例如，依据探索性研究的结论，所提出的仅仅是“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也可能是不合适的，必须详细说明论文所给出的仅仅是“可能的”、“潜在的”解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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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文中“政策建议”部分的认识偏差

只有对学位论文的“政策建议”部分有准确的认识，对政策建议研究有科学的态度，才能做好“政策建议”研究。研究生对学位论文中政策建议的态度和认识有两种极端情况，需要导师在指导中去纠正。

一种极端情况是部分研究生轻视“政策建议”部分，认为政策建议是学位论文中可有可无的部分，把政策建议视为论文主体内容的点缀，甚至认为提出政策建议不是学术研究者的责任。这其中有些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功底很扎实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主体部分的研究质量较高，研究结论是正确、可靠的，具备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的基础条件。但是，由于这些研究生的思想认识有偏差，仅仅满足于得出理论结论，没有在开掘政策建议方面下功夫，没有仔细推敲政策建议的逻辑，未经过严密的推理，就轻率地写出了政策建议，破坏了论文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内在逻辑一致性，使论文的整体质量下降。

部分学位论文由于没有很好地开掘出政策建议，或者提出的政策建议缺乏新意和针对性，常常遭到评阅和答辩教师的批评。有些教师对定量研究方法不了解，往往直接去看论文的政策建议部分。由于看不到新颖、可行的政策建议，他们就会认为这些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认为这些复杂的定量研究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因而对论文的评价较低，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研究生的理论研究成果。从教师方面来说，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这样的做法也不妥当；但是，其中也有研究生自身的原因，由于政策建议研究部分没做好，造成了教师对研究成果的误解。大多数教师和读者，甚至是同一专业领域的研究者，都很关注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看不到新颖、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很容易导致对研究成果的误解。

第二种极端情况是部分研究生过于重视政策建议，认为提出“如何改革”、“如何发展”的思路、想法就是论文的全部内容，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写出政策建议。这类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政策建议”部分篇幅很大，甚至超过论文的三分之一，这是另一种错误认识。这种情况在在职攻读学位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和同等学力人员在职申请硕士学位的论文中更常见。

由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范式、学术制度、学术规范正在转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刊物所登载的论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这些论文仅仅表达了作者对某一方面社会改革的一些设想、看法。对这些设想、建议的理论依据，作者在论文中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甚至很多建议和看法并没有理论依据。许多学术刊物也是政府部门的机关刊物，经常发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或者政论文章。研究生读了这些刊物上的文章会产生误会，认为这样的文章就是学术研究论文；写作这类文章，谈谈“应该如何改革”的想法，就是学术研究；发表了这类文章就是发表了学术成果。很多高校都要求或者鼓励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但是并没有对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学术论文”进行界定，往往把发表在这类刊物上的文章统统作为论文，据此对研究生进行奖励。很多研究生不去认真学习如何做研究，而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写作、发表这类政策建议文章上。写学位论文时，研究生还是采取这种方式和态度，把提出政策建议这一环节作为学位论文的全部或者主要研究工作，把研究过程等同于提出政策建议。导师必须及时进行指导和纠正，让研究生明白这是误解了“政策建议”和学位论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