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这是一首凄美的歌,这是一段令人扼腕的往事。)
我从小到大都没见父母吵过架,他们相依为命,很恩爱。但有些认识我父母的人总是说:他们很不般配。这话我小时候就听到有人说过,他们或明或暗,或欲言又止,语焉不详。
父亲一米七左右,现在虽然老了,但从仅存的旧相片来看,父亲年轻时相貌俊朗、帅气。其中有一张相片,他身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屹立在冬天的寒风中,看起来文质彬彬,充满才气——那时他已经是小学教师。
母亲就不一样了。作为儿子我不好评价母亲的相貌,子不嫌母丑。仅就身高而言,她也就一米四多一点,矮小瘦弱,斗大的字不识一颗。
父亲怎会找母亲这样的人呢?小时候我心里常常这样想,但从未表露出来,我不能伤母亲的心,所以这种想法就一直埋藏在我的内心深处。直到有一天,父亲自己无意中才为我揭开了这个谜团。
十年前父亲一个人来深圳。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并排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我从书房找来一张电影碟,轻轻推进影碟机,电视屏幕上很快显示出《刘三姐》的字幕。
我知道父亲爱看《刘三姐》。小时候,我经常听到他哼唱着《刘三姐》里面的插曲,很快乐的样子。
“这电影真是百看不厌,哪像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影。”看完后,父亲赞叹。
“确实!那时候的爱情很真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纯洁。”我也有同感。
“这部电影刚刚在我们那里上映的时候,我在剑河县城连续看了一个月。”
“什么时候?”我好奇地问。
“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那时候还没你。”
我本来就喜欢听父亲讲述过去的故事,但这事我还是第一次听他提起过,我立马来了兴头。“说说看!”我急切地看着他。他却默不作声,低下头去,故作镇定地翻看茶几上他偶尔翻看的一本书。
我站起来给他倒了一杯开水,顺手把电视机关上了。我从身边挪过一张软皮矮凳子,隔着茶几坐在他的对面。“说说嘛!反正就我两个人。”我恳求着,眼睛从父亲犹豫不决的脸上移开,盯着他心不在焉翻动书页的老手。
“说起来对不起你母亲。”父亲终于开口了,口气和缓,不急不躁。我愣了一下,眼睛扫过他皱褶纵横带着一丝忧伤的脸,低垂了下来。我不敢直视着父亲的眼睛,我怕惊醒了开始沉浸在回忆之中的父亲。
我静静地谛听着——
那时候,我跟你母亲已经结婚半年了。按照我们侗族习俗,女方结婚后“不落夫家”。“不落夫家”的意思就是说,女方在结婚后一年或者两年,甚至于三四年内不住在夫家,住在娘家,直到怀孕后才能接到夫家来常住。在这期间,男女双方都不受婚姻的约束,社交活动仍然保留着婚前的状态。只是在逢年过节,或者农忙时,才接女方来小住几日。我和你母亲结婚后,她仅仅在我们家逗留了三四天,就回磻溪镇去了。我们相隔三十多里,路途遥远,那半年时间也就没接她回来过一次。
那段时间,学校正好来一个刚从初中毕业的女老师。女教师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反正很活泼,很开朗,也很漂亮。我们学校就数我们两个最年轻,我内向,她外向。在学校里,她经常跑到我的办公室请教各种小问题,放学了也经常来约我出去玩。天长日久,我们彼此就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情。但双方都没有点破。
“欧老师,听说县城正在放《刘三姐》。”那年暑假,她跑到我们家来跟我说,“我们一起去看吧!”
《刘三姐》电影我早就听人说起过。听说在大城市放映万人空巷,看的人很多,而且百看不厌。我心动了。但是……我毕竟结婚了,虽然按照我们侗族人的习俗还不算成家。那些年跟我一起在锦屏中学读高中的同学都是跟乡下的结婚了,考入大学后或者工作后又抛弃了对方,除了我无一例外,现在都可以数得上来。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听说吴老师、彭老师他们昨天就去了。”
“好吧!”我终于答应了她的邀请。
我们天还没亮就从高坝出发了,身上带着干粮。我们走了一百多华里,晚上才到剑河县城。但不知怎么的,我们一路上都不觉得很累。
我们找了一家宾馆住了下来,她住楼上,我住楼下。进了房间,我才觉得四肢乏力,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她跟我坦诚,吴老师和彭老师根本就没来县城。
电影确实非常好看。我被电影里美妙的歌声和动人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聚精会神地看着听着,真怕错过了一个镜头,漏掉了一句歌词。她坐在我身边,却有点不安分。随着剧情的不断变化发展,时而兴奋地手舞足蹈,时而愤懑地咬牙切齿,时而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感觉到她的手心在冒汗。
看完后,我们意犹未尽地走出电影院,走在夜幕下的大街上,欣赏着县城的灯火,欣赏着月光下泛着星光的河水。直到夜深人静,我们这才回到宾馆各自休息。
第三天,我们又早早去买好了晚上的电影票。白天还是到处逛,漫无目的的逛,想尽一切办法消磨在迫不及待等待中的时光。好不容易等到了晚上,我们又涌进电影院,再次与《刘三姐》会面。
我们天天如此,整整看了一个月的《刘三姐》。
“那你当初为啥跟我妈结婚?”我看父亲停顿了下来,插话问道。
父亲抬起头来,似乎是如梦初醒,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既然都开头了,继续讲吧!父亲。反正都是陈年旧事了,我没责怪你的意思。”我和颜悦色地鼓励着父亲。
“我从学校辍学回来,正好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饿得奄奄一息,哪里找得到对象呀!”父亲长叹了一口气,瞅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继续着他的故事——
那年,我在学校实在饿得坚持不下去了,悄悄跑了回来。十多天以后,张作培老师从七十多里外的学校走到高坝来劝说我回去读书,但看到瘦骨嶙峋的我靠在墙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去了。
既然辍学回来了,你奶奶就四处张罗着托媒人给我介绍对象,先后介绍了本村和附近村寨的三个姑娘,可每次会面,对方看到我那副弱不经风,面黄肌瘦的样子,就谢绝了来往。从此也就无人再愿意接受你奶奶的托媒。后来,经过家族里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辈分比我高的人牵线搭桥,我才得以结识了你母亲。
过了两三年,我有幸被教育部门聘为老师,前往二十里外的瑶伯村小学教书。又再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我请假回家完婚,并申请回到高坝教书。
几个月之后,好像也就在我跟那个女老师去剑河县看完电影回来不久的一天,你母亲家里托人带信过来说,你母亲怀孕了。那时候我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我很快就要当爸爸了,不安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个女老师。为此我想了几天几夜,夜不能眠,但我深知还是要当机立断,刻不容缓,要不然对你母亲和那个女老师的伤害都会更大。
其实,我们那时候谈恋爱跟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哪怕谈了一年半载的恋爱,手都没拉过,我和那个女老师同样如此。
开学后,我在公开场合一直尽量回避着女老师,同时又在寻找机会跟她单独会面。就在她约我去“高平囧”(高坝村头一块草地,平时年轻人都爱去那里对歌)的一天晚上,我在那里把我心里的想法和决定都向她全盘托出了——我决定离开那个女老师。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我们说的很多话已经记不起了,只有一句我觉得有点诗意的话还记得很清楚,也就是这句话让她在啜泣中点头接受了现实。
我对她说:“她(指的是我母亲)怀有我的小孩了,我不想她在寒风中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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