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由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勾肩搭背地并列站着，两边再拉着两个小一点的孩子，这样高速旋转的时候，两个小一点的孩子就会被甩得脚离地，老家管这个游戏叫“挑水”。那时候我在村小上学，全校加起来约莫一百个孩子，往上数三辈儿，每个孩子都沾亲带故，大概是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吧，瘦不拉几地总能给人特别好提溜的感觉，所以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就成了他们两头挑着“水”。

到底年幼，经常被他们提在手心转着圈儿甩也不会觉得害怕，只觉得被甩起来的那一刹那，周遭的一切都以我为参照了，比如学校的树梢会变成绿色旋转的线，偶尔飞过的鸟会变成凝聚在圆圈上的两个点，就连炙热的太阳也成了眼光偶遇的风景，明明灭灭，抓不住就已经躲开了。这个游戏最后的结果往往都差强人意，要么速度太快，离心力一大之后两边的孩子被扔出去老远，要么转得太慢，抓着我们的学长学姐扭伤了手。

我七、八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过火灾，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上午老师抽出第二节课挨个批改我们的作业，只要批改完成了，就可以出去玩。我坐在第一桌，老师最先看我的，等我出去的时候，那房子的火舌已经快燎到我们学校前面的低垂的松树枝桠了。房子的主人不在家，邻居忙不迭地爬上屋顶，冒着生命危险锯断了正在燃烧的屋脊，以免出现火势无限蔓延的状况。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平民英雄”这个概念，因为包括我在内的那么多围观的人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冒着被火势吞没的危险，架上梯子去锯断已经在燃烧的梁柱，我记得当他一排锯断最后一根跳到后面田埂上的时候，那燃烧着的火离他不过两米远。站在我旁边一同看热闹的老太太们看着这一幕都说这人以后会有“福报”，晚年生活想必会大富大贵，那时尚且年幼的我，也那样认为，总觉得善举会换来命运的温柔以待。

但是没过多久，那位好心人就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原本在外面打工的独子罹患胃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晚期了，果然，没过几个月，那位好心人的儿子就撒手人寰了，留下三个尚且年幼的孩子，跟着他们老两口艰难度日。

第一次收到真实的恶意大概是在上六年级的时候，那是在一次考试中，用的是黄冈密卷分级测验的第三级，是所有卷子中最难的。考试前老师就跟我们说了，只要满六十分就可以不用誊抄试卷，只要将做错的题目重新写一遍就可以了。我当时恰好考了58分，好吧，我承认我从小就不是什么奥数天才，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分数，在一众同学中也不至于太难看。好巧不巧，老师批阅我的试卷时候恰好看漏了我答对了的一道填空题，讲卷子的时候恰好对上了，那道题3分，如果加上它，正好61分，不用誊抄卷子。为了不打断老师的教课节奏，我没有当堂把这件事说出来。一直到下课，我怀着惴惴不安地心情敲了敲老师的门，告诉了他其中的缘由。我记得很清楚，老师坐在办公室里，既没有叫我进去，也没有说要看我的卷子，只是自己一直看一本武侠小说，过了许久才瞥了我一眼，冷冷道：“考试的时候不好好做，结束了来争分。”

我不记得我后来怎么回去教室的，但是我记得那张卷子我抄写了三遍，许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这次的遭遇，许是仅仅只是简单地赌气。我后来在读鲁迅的文章时，读到《记念刘和珍君》里“我向来不惮以深沉的恶意揣测”时，心里总会“咯噔”一下，突然间我那次的遭遇和这件事联系起来，然后便在想，是否当时，那老师也在用最深沉的恶意揣度一个孩子的内心。抑或者他根本懒得揣度，漫长地教书生涯，遇到了那么多调皮捣蛋的孩子，遇到了一个数学成绩并不拔尖的我，自然而然地归类到了“坏孩子”的行列。

长大后遇到过一件更荒唐的事儿，帮助一个人去跟另一个人斡旋，企图做一个和事佬，解决两方的矛盾，也许是方法不对，反正最后是被其中一方恨到了骨子里。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对和我不相干的事情报以任何热情，当然后来那人也成了我漫长生命中唯一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他们都说文人小气，我虽然没读几本书，学业也荒废了七七八八，但是这点儿怪癖倒是学得十足。

其实很漫长的时间里，我都在想，是不是生活错了，所以善良的老人会失去独子；教师会用恶意揣度一个尚且年幼的孩子；而曾经的朋友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我的掺和越来越糟糕。我二十一岁的暑假坐在新安江的江边，想了一整个夏天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在那之后的很多年，我也一直不求甚解。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戏，恍然间明白，生活没错，一如树梢不会成为圆圈，飞鸟划过天际留下的是线性的痕迹、而太阳一直就在那个定点，错的自始至终都是我，可是我又错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