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2016年7月“地道风物”微信公众号）

撰文/于威达

从湘西回来，总能想起“杨氏笔庄”的昏黄灯光和灯光下映衬着的藏蓝色工装围裙。人们一旦专注于什么事情或物件，周遭的嘈杂混乱就都会变得简单。笔庄主人黄希林盯着手中活计的时候，我也就忘记了同伴，视线里只剩下他那一米见方的工作空间，甚至有时只剩下一双灵活的手。  昨日一位老前辈闲谈起一些老旧却总不会过时的话题，感叹道志趣、爱好如若恰好就是工作，一定再幸福不过。于是我又想起了黄希林。

“杨氏笔庄”：两位老人的不解之缘

长沙是湘西风物之旅的第一站。“杨氏笔庄”的主人黄希林，是此行进入湘西之前所要拜访的两位手艺人之一。 闹市中的巷弄深处，车鸣人流声渐远。来访者穿行过一个宽敞的阴凉通道，像是通过某种仪式的空间，经历一种洗礼，远离了一座现代都市的生活。通道尽头的白墙上，写着几个硕大的朱红色繁体字：“楊氏毛筆庄”。

“杨氏笔庄”的前身，是1940年南阳街的世界笔庄。当时笔庄的主人，是黄希林的岳父杨德富。1935年，杨德富13岁，经叔父介绍到百年老店“王文升毛笔庄”当学徒，开始了制笔生涯。一生制笔近七十载，杨老爷子结交相识了不少文人墨客，其中就包括和笔庄渊源颇深的老画家黄永玉。

“世界笔庄”诞生之时，大约恰是湘笔没落的开始。七十余年过去了，世人大多只知湖笔（产于浙江湖州），不知湘笔。能够撑得起“湘笔”名头的，也几乎仅剩杨老爷子这一家。2002年，画家黄永玉苦于无好笔可用，一时想起幼年习字时所用湘笔经久耐用、至今尚存，于是托长沙好友探寻当年名扬一时的“桂禹声笔庄”。而这“桂禹声”，却和其他老字号笔庄一样，早已成了过往云烟。好友无奈之下找到“世界笔庄”，带回几支给黄永玉尝试。这一试，就结下了黄永玉和杨德富的不解之缘。

 一个月后，黄永玉亲临长沙拜访，作《洞庭烟水图》赠予杨德富，并题字道：“沧海桑田，余亦入耄耋之年矣。得遇德富老人，制笔近一世纪，为传统文化尽终生之贡献，特作此图，以表敬意。” 

从此，笔庄也有了黄永玉题写的新招牌：“楊氏毛筆庄”。

翁婿相知：两代人的坚守

黄永玉来到长沙时，本想亲自登门拜访。杨德富顾全礼节，在一个后生的陪伴下，造访了黄永玉住处。这个后生，就是杨德富的四女婿，黄希林。  杨德富常讲，“做笔如做人”。七个女婿当中，他认为黄希林最为老成持重，为人厚道殷勤。事实证明，杨老爷子果真慧眼识珠。

湘笔的衰落，在杨德富看来，不遵流程、不按旧法、质量下降是重要原因。如今在笔庄的狭小作坊内，黄希林依旧延续着杨老爷子传下来的工序流程，每支笔的每个步骤都要追求极致。倒不是说老的就是好的。比如过去粘合笔头和笔杆都用生漆，既不方便又易引起过敏，于是黄希林改用了胶水。革旧立新，在手艺中是常态。然而其前提是有新法可用，且确实优于旧法，而非单纯为了节省而偷工减料。 

真正的手艺人，最关注的首先是物的极致本身。

杨老爷子临终前两年瘫痪在床，黄希林不辞辛苦，始终伴其左右，照顾老人生活起居，尽管自己也已过了天命之年。老人大便粘在身上，保姆不愿干，黄希林毫无怨言地亲自收拾。回想起家中刚有孩子时生活的不易，回想起杨老爷子退休后一门心思帮他照顾孩子，黄希林眼中写满了怀念。“我岳父很喜欢我，我也喜欢我岳父，”他说这话时，言语中都是相知和快慰。一句简简单单的“喜欢”，道尽了翁婿俩最为质朴的情谊。 

临终前，杨老爷子把家人唤到床边嘱咐道：“就是我闭了眼，这块招牌也不能倒。”这遗愿和情谊，无疑成了黄希林的坚守。

阖家欢愉：一种坚守成为志趣

“实话说，我也没有专门学做毛笔。就是他在这里的时候，做毛笔需要人帮忙。当时我在单位上班，是个中层干部，有时就在这个地方帮他做，”黄希林回忆起和老人制笔的日子时说。 

在我们听着黄希林讲述杨德富老人的故事和制笔的工序流程时，门外几位阿姨正在给制好的笔刻字。她们是杨老爷子七个女儿中的老大、老五、老六、老七。其中最大的已70几岁，最小的也已50几岁。黄希林和来访者开着玩笑，称她们七姐妹是七仙女。 

如今姐妹七人和黄希林都已退休。一家人常常聚在这“笔庄”，忙时前后帮衬，闲时就坐下聊天。全家都不以制笔为生计，而权当此地是亲亲之所和趣味所在。

退休以后，别人爱好个写字画画，黄希林就是喜欢做笔。通过做笔，他与岳父杨德富一样，和众多书画家相识和交往，寻找着知识和欢愉。 

“我做笔不为盈利，只求别砸了招牌。现在的要求没有别的，就是快乐和健康。我们这个大家庭，包括她们姐妹，都很好，很和谐。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有什么困难都互相帮衬。我在这个家庭也很开心。人就是这样的。”谈起家人，黄希林语调轻快愉悦，随后又忙起了手里的活计。

老人的遗愿，并没有让手艺变得凝重。对手艺和情谊的坚守，也未必充满孤寂。当坚守和志趣缘归一处，外在和内心彼此协调一致，一个手艺人也就从此有了圆润完满的人格。

他的所行所想，诠释着精致而质朴的生活。